作者：明毓屏 一九五三年七月，盛夏酷暑。台灣對中國福建省東山島進行傘兵空降突襲。突襲作戰總指揮胡璉說這是一場表演，於是百分之六十的傘兵在演出中傷亡、被俘。 我們無法在當年冷戰思維的環境中，仿效作者於本書中列出五點思考發動東山空降作戰原因的方式，列出蔣介石政府或當年美國政府別於政治意識的其它動機。 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的台灣，日人遺留的有限資產被捲入國共內戰，所有思維、行為都用於準備反攻大陸的國民政府，韓戰爆發前，即面臨外匯存底歸零、負債四千萬美元的破產局面。 韓戰不僅促使美國稍將軍事目光從日本移往台灣，也使台灣成為美國冷戰時期對內及對外的政治籌碼。韓戰砲火更意外點著美國援台的積極意願，美援，變成國民政府一窮二白時唯一的救命丹。於是凡與美國人相關事務幾乎都要參一腳的宋美齡，踩得美援歷史到處都是腳印，從中華民國空軍到傘兵。 西方公司正是蔣宋美齡和陳納德斡旋下，乘美國在韓戰的需要，爭取到美援游擊隊的產物。後來游擊工作雖由蔣經國主導，但蔣宋美齡一直是西方公司能直通蔣中正的關鍵聯絡人。 龍潭基地也不時出現一位重要人士，原來是蔣宋美齡夫人駕到！怎麼總統夫人也開始「關愛」游擊傘兵了？ 她多了一個「游擊委員會主席」的頭銜，名正言順。 由「西方公司」、美國CIA的便衣，供養國民政府游擊隊的衣食父母，在台灣主導一場胡璉所形容的「表演」，對一直認為美國人要求任何美援資金運用須經美軍顧問團同意是奇恥大辱的蔣介石來說，與其看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不如當作國民政府在中國縱容腐瀆的因果。 西方公司希望傘兵參戰，曾言明援助傘兵以一千人的裝備為限，是否有後續裝備，須「視初期作戰成效」而定。 伸手錢，不好拿。 美國對任何中國沿海的游擊作戰目的均以控制、結束韓戰為目的，向來與「反攻大陸」絲毫無涉，「東山空降」作戰也一樣。如今推溯歷史才發現當年不願面對政治現實，又在經濟貧窮下無可作為的蔣介石政府，可能在「東山空降」中沒有堅持該堅持的事。 《空降東山》是傘兵史系列的最後一本。《中華民國傘兵作戰史》曾寫東山島一章，敘述此役的發生原因、背景及結果，本書補充更多該役相關的細節，包括東山島該篇未能詳盡有關該役戰略與戰術的描述。 胡璉顧慮，由東山島東岸登陸的陸軍接應傘兵時，可能受阻於公安團工事堅固的高地，於是規定傘兵降落在高地南面的西埔附近即可。但西方公司執意空降於八尺門，希望傘兵立下阻敵於灘頭的戰功。 胡璉認為，傘兵不必殲敵於灘頭，也不必阻擋共軍退路，說穿了，就是只要傘兵平安降落，陸軍接回傘兵，即算完成任務。 漢彌頓和洛克向胡璉力爭在八尺門降落，雙方仍各執己見，不歡而散。 西方公司和胡璉對於傘兵運用，認知差距太大，種下東山島無法全身而退的惡果。 胡璉的要求可以保障這次「不可能反攻大陸」的戰役犧牲最少的國軍人數，但是對於想牽制共軍，甚至引誘中共下令調移朝鮮半島兵力的美軍而言，登陸佔領東山島才具有最大的戰略威嚇價值。 然而讀歷史多是事後諸葛，尤其是更多史料檔案未公開或者已經變成再生紙的時候，很難得知蔣介石政府是否曾經判斷美方所要求的作戰結果，對將來援台的影響，只能看到最後半推半就的「東山空降」。 結果，一場「空降東山」的戲碼，演變成「搶救空降大兵」。更戲劇性的是，國軍鳴金收兵之際歹戲拖棚，竟把一整團一千多人遺忘島上，加演了一齣「搶救陸軍大兵」。 《東山空降》所記錄當年老兵的回憶，以及戰後檢討的事實，卻讓我們讀見整個故事裡到處都是黑色喜劇的元素。 但在極端保密之下，他們這個時候，竟還不知是要去東山島，只知目標是他們演練多次的菱形島。 第二隊中士副班長俞志偉降落在甘蔗田裡，地形看來與台灣無異。他記得：「好笑的是，好多戰友還以為：喲！又是騙我們，還在搞戰鬥演習？」 東山島戰役天一亮打得如火如荼，農民依舊照常作息。有農民在舂米，知道是國民黨的軍隊來了，還笑臉相迎。有的傘兵納悶，這究竟是在作戰？還是只在台灣實彈演習？看到小學生照常上學，有一個傘兵要了書包拿書出來看，看到是共產黨的教科書，才確定真的是在戰場。 傘兵支隊第一隊隊長鞏成賢和副隊長賴子福都在第一波降落，最早集結，只是納悶怎麼不見第一分隊長杜延齡中尉和全分隊的人？原來第一分隊都在迷航的第二架機上。 傘兵支隊空降八尺門後，電台台長金潔中尉費了兩小時才找到V-101電台，開始架設呼叫。但因V-101無線電天線沒投，無線電只能聽到19軍軍部呼叫空降支隊，空降支隊回答卻無效。 中士俞志偉回憶說：「我是副班長，但我不認識班長，班裡面一個也不認識。」 莊江田處境最冤枉，他在東山島負傷，自行走回灘頭，友軍閩南游擊隊以不認識他為理由，竟拒絕收容他，最後望洋興嘆，飲恨被俘。 王先哲空降第一天天黑受困八尺門，只好假裝當地漁民，還替共軍搬了十多箱彈藥，後來走對了方向，隔天及時趕上後撤的艦艇，回到台灣。 荒謬的元素不只在國軍部隊，「不得不配合演出的解放軍、公安團、民兵」也一樣荒錯。 水兵連連長王德才起先以為國軍從海上抄後路而來，這時副連長一邊跑來一邊喊：「連長，飛機！」王德才以為敵機是要來炸碼頭，副連長還在他身邊唸唸有詞：「不是扔炸彈，就是撒宣傳品。」傘兵一一下降，王德才目睹「一個個舉著雙手，拉著傘帶，像遊魂似地往下落」。 135團花了七個多小時才撤退完畢，已登上東山島增援的三個團的共軍未追擊。國軍海軍發砲掩護之際，共軍沒看出國軍把135團給忘了的大烏龍，未乘此良機一舉殲敵俘敵於灘頭，讓陸戰隊締造「兩棲敵前撤退」的奇蹟。 沒有塗裝的故事讀來真的很過癮，《東山空降》沒有塗裝。此時此刻，離《東山空降》的時間或許還太近，讓我們無法完全放下包袱用比較輕鬆的方式來看待這場戰役。 不過，倘若我們暫時將自己當成一個「會讀中文的北歐人」來看《東山空降》，也許就會看到一齣「背景為一九五○年代，不重要的美國人在不重要的在亞洲，引發一場微小戰事」的黑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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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東山──看見中華民國傘兵作戰史的最後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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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食堂】唇齒間的鄉愁與幸福──紐約法拉盛的味道地圖
羊年的年夜飯已經吃過，張燈結彩的元宵節即將到來，我先向各位讀者拜個晚年！今天的「深夜食堂」要分享一個充滿中菜醬油味道的故事—紐約法拉盛。 去過紐約的人，莫不驚艷於曼哈頓高樓聳立的天空線(Skyline)以及多元色彩的城市風格。下城有中國城與小義大利；往北有紐約大學與華盛頓廣場，雅痞酒吧與風格餐館比比皆是；中城有小韓國與中央公園，當然還有觀光客熟悉的第五大道名牌街。然而，曼哈頓的風情萬種只是大蘋果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紐約的其他行政區還包括布朗士、布魯克林、史坦頓島以及我居住過且十分喜愛的皇后區。 充滿炒鍋與醬油味道的法拉盛 (Flushing) 就處於皇后區與長島 (Long island) 的交界處，這裡也是大蘋果地鐵七號線的終點站。如果從曼哈頓的時代廣場搭上七號線，地鐵先穿過東河，然後在皇后區緩緩爬出地面，以高架方式穿過大小社區，最後再穿過美網Billie Jean King國家網球中心以及紐約大都會棒球的主場Citi Field之後，七號線地鐵又緩緩駛入地底下。此時你左看右瞧，怎麼乘客儘是華人面孔。不錯，這裡就是美東（甚至可能是美國）最大的中國城—紐約法拉盛！ 七號線終點站法發盛位處緬街 (Main Street) 與羅斯福大道 (Roosevelt Ave) 交叉處，從這裡的十字路口延伸，你會看見滿坑滿谷的華人男女老少，說著大江南北的不同口音。兩側商家儘是中文招牌，舉凡大宴小酌、美容美髮、醫療保險，應有盡有！當中最吸引我的莫過從華人餐館飄出的濃濃香味！ 法拉盛的歷史其實與寶島台灣頗為類似。故事得從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說起，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繞過好望角與麻六甲，來到今天的台南。至於荷蘭的西印度公司則來到今天紐約曼哈頓的哈德遜河附近，將當地命名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一直到十八世紀英國人取代荷蘭人，才以「紐約」(New York)稱呼該地，延續至今。 當年荷蘭的西印度公司也來到今天的法拉盛，之後英國移民陸續前來，建立貴格會組織 (Quaker Meeting House) 以及法拉盛市政廳(Flushing Town Hall)。古色古香的市政廳現為舉辦藝文活動之用，筆者在紐約大學攻讀博士時，曾多次前往市政廳，聆聽台灣僑胞演奏蕭泰然先生的名曲！ 十七、十八世紀的法拉盛還未飄出濃濃的醬油味，台灣的前輩們在1980年代左右落腳於法拉盛之後，就在今天羅斯福大道與緬街附近，胼手胝足地開設幾家餐館。從那時開始，台灣菜餚便逐漸在法拉盛開展！時光芢苒，有些台菜餐館早已歇業，人去樓空，有些則深根該地，繁盛發展，例如：「故鄉」與「66海之味」堪稱甚具代表性的台灣餐館。當你走進餐館翻開菜單，裡面盡是熟悉的台菜，撫慰了許多台灣遊子的胃袋！（或許味道不若台灣道地，特別是美國豬肉通常帶有一股味道，但經過廚子妙手回春，口味已經八九不離十。） 在台菜餐館之後，粵菜館與江浙餐館也陸續在法拉盛開業，這些餐館的老闆與台灣多少有些淵源，可能是跟隨國民黨部隊來到台灣，再輾轉前來紐約的華僑。這些粵菜館與江浙餐館離台菜餐館只有幾街之隔，例如「南翔小籠包」、「敦城飲茶」與「富記粵菜酒家」都頗富盛名。江浙菜餚深獲老外青睞，他們對於熱煙裊裊，形狀可愛的小籠包特別感興趣。粵菜中的飲茶在華人飲食圈歷久不衰，不受「正餐」的時間限制，熱騰騰的點心推車加上香片烏龍，讓人話匣子一開就無法收拾。 中國在1980年代歷經改革開放，90年後移民北美的中國人逐漸增多，到了西元2000年，法拉盛的飲食地圖已經有所變化。台灣移民逐漸減少，中國移民大量增加。法拉盛逐漸出現大江南北各式菜餚，因應中國各地移民的胃口。這些餐館沿著緬街兩側向外延伸，除了傳統的台菜、粵菜與江浙菜，出現了川菜、湘菜、福州菜、魯菜，還有穆斯林飲食的清真餐館。 以湘菜為例，位於北方大道「台灣會館」旁的「湘水山莊」就吸引不少熱愛辣味的饕客。湘菜強調辛辣，從涼菜、乾鍋到湖南名菜與特色小炒，不少菜餚均掛上「辛辣」與「火爆」兩字，從廚房端出的菜餚道道火紅，有著各式大小辣椒。在舉箸與菜餚之間辣聲連連，彷彿置身洞庭湖旁的某農家菜館！ 魯菜與東北菜過去較少出現在北美的中國城，不過近年來法拉盛也出現不少山東與東北餐館。讀者們多少熟悉前者，畢竟山東麵館、餃子館在台灣非常普遍。至於東北餐館，較出名的菜餚是「東北醬骨頭」，用手戴上塑膠袋直接啃豬骨，類似台灣羊大骨的吃法，豪邁爽快！ 法拉盛還有令人驚艷的穆斯林清真餐館，數量雖然不多，但菜餚作法特別，令人流連忘返。幾家清真餐館中，我特別鍾愛「一蘭飯庄」。菜單當然少了穆斯林禁忌的豬肉，卻有回民擅長的特色牛羊肉。美國羊肉現殺現送，再經過穆斯林特殊的手藝與香料處理，味道特別迷人，幾道名菜如「波斯香酥羊排」、「尖椒燒肺」與「一蘭新疆菜」。尤其是啃完羊小排後，就像「金瓶梅」的主角西門慶與應伯爵吃完江南名貴鰣魚，連吐出來的骨頭都是香的！此外，清真餐館也擅長各式麵食餅類以及羊肉泡饃。 除了正宗的餐館，隨意穿進法拉盛的一條小街，就可能發現類似台灣自助餐的「三菜一湯」食舖，烹調手法或許不若台灣精緻，但以量取勝且價格低廉（一個便當通常四、五塊美金）的競爭策略吸引許多顧客上門。幾步之隔還會發現台式麵包店，這裡有肉鬆麵包、波蘿麵包和西式糕點，下午五點之後還有麵包一塊美金的特價。在寒冷的冬天，一杯咖啡配上一塊點心，細看窗外匆忙的人群，幸福滋味盡在唇齒之間。 除了上述餐館之外，法拉盛還有很多特色店家，例如「北港台菜」、「太古小廚」、「東湖海鮮酒家」、「福冕台菜」、「美麗華海鮮城」、「聚朋園」、「魯香園」以及「人人江浙海鮮小館」。這些餐館雖然各以特色菜餚著稱（例如：江浙菜、魯菜），但在餐飲業日益激烈影響下，不少店家也改變策略，兼賣其他中菜，當中以麻辣著稱的「川菜」最受青睞，因此不少餐館的菜單上都會出現「夫妻肺片」、「水煮牛」、「麻婆豆腐」等菜餚。此外，台灣特產「珍珠奶茶」也在法拉盛廣受好評，不少餐館另闢「珍珠奶茶」專區吸引顧客。 在紐約讀書的日子，雖然有機會在曼哈頓的餐館吃到世界各地的特殊菜餚，但每週還是必到法拉盛報到，聞聞中菜館香濃的醬油味道！通常會先到華人超市選購新鮮蔬菜果品，再選一家餐館外帶菜餚兩三樣，我尤其喜歡「特價午餐」，通常美金五六塊左右，就可嚐到中式「無錫排骨合飯」或者台式「排骨飯」或「台式牛肉麵」。最後再逛到港式燒臘店，從窗口欣賞油滋滋，令人垂涎欲滴的玫瑰油雞和香脆燒鴨，各帶半隻回家打打牙祭。 在美國這幾年，雖然有機會造訪美國各地的中國城，但比較之下還是覺得法拉盛的中菜，無論在烹飪方式、菜餚種類與價錢消費上均是一時之選！由於興趣使然，用餐之餘我也喜歡與廚師和服務員聊天，聽聽他們來美國的故事！離開紐約已經一段時間了，但法拉盛的味道從來沒有在我嗅覺中褪去，每當飢腸轆轆時，我總想起法拉盛！那個匯聚大江南北菜餚於一身的神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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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週刊】第六號：一場甜蜜的災難──波士頓糖漿大爆炸
各位週六好！我是每日一冷主編#傻摺疊，冷知識週刊進入第六期，不知道各位讀者還喜歡我們的週刊嗎？？如果是咱們每日一冷粉絲頁的忠實讀者，一定都知道主編非常熱愛寫有關食物的冷知識，像是創刊號的可爾必思(←由此去)這類的神祕冷知識。 不例外的，今天的冷知識週刊，傻摺疊要說個甜蜜的恐怖故事。 讓我們一起回到1919年，冬天。 (請準確降落在美國而不是日本阿，三島海雲也在這年發明可爾必思XD) 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在這座美麗城市北邊靠海的地方，有個叫North End的小社區，原本人們平靜地過著一天又一天的生活；在這段時期，因為美國國內興起禁酒運動的緣故，甚至連國會都批准了禁酒令，不准私釀或買賣酒，雖然生活中有些不方便，但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私底下都會偷釀一些酒來飲用，反正只要不被發現就好。 而這1919年，正巧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各國都需要大量的乙醇(酒精)來製造火藥，但在禁酒令頒發後，檯面上的酒便不那麼容易取得，那麼，酒精到底要從何取得呢？ 當時，美國工業酒精公司(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Alcohol Company)便抓住了這樣的商機，收購了在波士頓一間名為純淨蒸餾(Purity Distillation Company)靠蒸餾來取得乙醇的公司，希望能透過人人都愛吃的糖蜜發酵後再取得大量的乙醇，進而出口各國賺取利潤。 為了出口方便，公司便將儲糖槽和管線設立在North End社區北邊靠近港口不遠處，儲糖槽和當地居民原本都相安無事的生活著；而且其中一個儲糖槽(直徑約27公尺、高約15公尺)因為底部有些微的破損，當地居民有時甚至會偷偷去接糖漿回家享用。 「只吃一點點而已嘛，應該沒關係吧？反正這些最後都要運去做成酒精，好浪費喔。」 很多人拿著水桶一邊接著糖漿，一邊抬頭望著高大的儲糖槽這樣想著。 1919年1月15日這天，和前幾天冷風刺骨凍到攝氏零下的天氣不同，早上出了個大太陽，氣溫甚至破了往年的高溫(大約4 °C)，雖然氣溫不太尋常，但住戶也都不以為意，照樣出門上班上學，直到中午十二點左右……突然一聲直達天際的轟然巨響炸開來。 這座居民習以為常的儲糖槽就這樣在中午時分炸開來，滿滿的糖漿(大約870萬公升)就這樣傾巢而出，隨著儲糖槽的碎片、鉚釘飛散開來；由於是午休時刻，很多人正在小睡，或在大街上散步，還來不及反應，就被將近七公尺高的蜜浪瞬間捲入動彈不得。 《波士頓環球報》「人被爆炸造成的猛烈氣流捲起來，扔到了數英尺外。」 The Boston Globe reported that people “were picked up by a rush of air and hurled many feet.(1919-01-16) 在糖浪肆虐的過程中，有許多人車被捲入海中，約有150人受傷，21人死亡，死因大多是溺斃於糖蜜之中或是被糖蜜壓在底下窒息而死；更有數不清的馬匹與貓狗同時也死於糖浪形成的糖嘯中。 災後的重建耗時費力，約莫花了半年的時間，糖蜜才從波士頓的街道上完全移除，事後調查整起事故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儲糖槽中裝填了過多的糖蜜，從居民的證言可得知，儲糖槽原本就並不牢靠，又加上當天氣溫突然轉高，發酵的二氧化碳快速累積，最終把整個儲糖槽撐爆，才導致了這場悲劇。 原本美國工業酒精公司試圖嫁禍給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但在罪證確鑿下，他們也無法辯駁，只得賠償居民約莫60萬美元的鉅款最終也因而倒閉。 在儲糖槽的原址，今天已是一座公園，但是在公園其中一道牆底下，可以看見紀念這次糖蜜災難的解說牌，默默地記錄下近一百年前的這場甜蜜的災難。 而這場災難至今，也成了波士頓地區的一則都市傳說，傳說到了夏天炎熱的時候，街道上就會傳來當初那日濃濃的糖蜜香……。 冷知識週刊，我們下周見！ 資料來源： http://www.wikiwand.com/en/Boston_Molasses_Disaster http://mentalfloss.com/article/27366/bostons-great-molasses-flood-1919 http://www.boston.com/lifestyle/food/blogs/cocktail/2013/01/molasses_flood_1919.html http://ctmonuments.net/2010/05/molasses-flood-site-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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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週刊】第七號：殺手愛聽爵士樂──紐奧良斧頭殺人事件
還記得《落日殺神（Collateral，2004）》這部電影嗎？ 阿湯哥在這部片中難得擔任大反派，飾演一個乘著計程車，在落日後的洛杉磯到處尋找目標的職業殺手。而在這部片又以一幕在爵士樂酒吧中的謀殺讓 #Mr. Friday印象深刻： 在某間爵士樂酒吧中，殺手阿湯哥和飾演倒楣計程車司機的傑米福克斯，原本和酒吧老闆閒話家常。突然間，阿湯哥表明了自己的殺手身分，老闆的臉色也瞬間變了。傑米福克斯這時開始請求阿湯哥，看在同為爵士樂愛好者的份上，饒他一命。阿湯哥卻答應：「除非，你能答出這題有關爵士樂小號手Mills Davis的 #冷知識。」當然，酒吧老闆最後答對了，卻還是吃了阿湯哥三顆子彈，只因為他的答案並不完整…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定要按時收看我們【冷知識週刊】，不然可能有一天會被殺掉的！（是嗎？XD 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位熱愛爵士樂並熱心推廣的連續殺人犯先生，那就是－紐奧良的斧頭哥。他的雖然名氣不如「黑色大理花懸案（The Black Dahlia）」和「黃道十二宮殺手（Zodiac killer）」，但是「紐奧良斧頭殺手（Axeman of New Orleans）」和前兩者一樣是至今未解的懸案之一。 如同 F. Scott Fitzgerald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當中的背景描述：美國的20年代正是所謂的「爵士時代（Jazz Age）」。在過去，「Jazz」這個字原本是包含許多負面含意的髒字；但在西元1917年，紐奧良的白人樂團Original Dixeland Jass Band搶先把所謂「黑人的古典音樂」錄進專輯之後，這種音樂與文化逐漸被美國社會中產階級所接受。然而，就在爵士時代的前夕，人稱爵士樂搖籃的紐奧良卻發生了駭人聽聞的連續斧頭殺人事件。 第一位被害者，是義大利裔的Maggio夫婦，因此在當時，有人認為是斧頭幫黑手黨下的毒手。不過，從這之後到1919年的這段期間，大約有十多人被斧頭襲擊或殺害，斧頭殺手的名聲才不脛而走。由於被害者都是在睡夢中被襲擊，而斧頭殺手犯案時所用的斧頭或剃刀，也都來自於被害者家中。在抓不到犯人的狀況下，讓當時的紐奧良陷入一陣恐慌。被害者有男有女，他們的家中也沒有任何財物損失，所以，沒有人能肯定斧頭殺手犯下這一連串攻擊行為的動機為何。不過，至今還有人認為斧頭殺手的犯案動機在於「推廣爵士樂」，其原因就在於1919年3月13日，斧頭殺手刊登在紐奧良報紙上的一封信了。 就如同許多想紅的殺人魔一樣，斧頭殺手曾經利用報紙刊登自己的犯罪預告。而他在1919年3月13日刊登的這封信上，寫著： ＂親愛的凡人們： 我將在下周二晚上12:15行經紐奧良。出於無限仁慈，我賦予你們活命的機會。我以冥府中的所有惡魔發誓，我熱愛爵士樂。因此，在我經過紐奧良的這段時間內，家中有演出爵士樂的人將免於一死；而沒有的人，就等著我的斧頭吧！ 斧頭殺手 上＂ 出於恐懼，1919年3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整個紐奧良被爵士樂給淹沒了。有錢的人請樂師來家裡演奏，沒錢的人則擠滿各家舞廳，全城上下都在演奏爵士樂。當晚，沒有人被斧頭襲擊。 在這個令人神經緊繃的夜晚之後，斧頭殺手神秘地銷聲匿跡。而當地的作曲家Joseph John Davilla也在同一年發表了一曲《神秘斧頭殺手的爵士樂（The Mysterious Axman’s Jazz）》。這是一首輕快的散拍音樂（Ragtime），但樂譜的封面，卻是一家老小露出恐懼的表情演奏樂器的插畫，就好像在描述那個充滿爵士樂的星期二晚上，每個紐奧良人的心情。 今天的【冷知識週刊】好像有點灰暗，那麼，#Mr. Friday再來補充另一則好了： 你知道嗎？薩克斯風（Sax）這項樂器，因為發音很相似，曾經被爵士樂手暱稱為斧頭（Axe）。不過後來到了搖滾時代，搖滾樂手又開始稱電吉他為斧頭了（可能因為形狀很像）。 嗯，好像也沒有好到哪去XD（逃 【冷知識週刊】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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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引發了戰爭──美國與新格拉納達的意外衝突
1846年12月12號 ，美國與新格拉納達（現今巴拿馬與哥倫比亞）簽署了商業互惠馬利亞里諾－比德萊克條約 （Tratado Mallarino-Bidlack）。條約內容使美國獲得更多商業利益，但是當地土生土長的新格拉納達居民反而受害，讓他們心懷不滿。 更糟糕的是，美國是合法的攫取當地資源，並以高人一等的姿態，大搖大擺的任意欺負百姓，暴力事件不斷孳生。 美國人的不負責任使得問題更加尖銳，也加深百姓的怨懟。但是，誰也沒想到，最後引爆衝突事件的導火線竟是：一片西瓜。 事件發在1856年4月15號，主角傑克．奧利弗 （Jack Oliver） 與一群美國人在數小時的豪飲之後，散步經過火車站，跳著沙蒂希步（波西米亞舞蹈），姿態狂放，途中經過一攤小販，他隨手拿了一片西瓜。 攤販主人荷西．馬紐爾．路納 （José Manuel Luna）客氣地向他表示要五毛錢時，傑克卻一個轉身，逕行離去。老闆追上前要求付費，而傑克依舊不予理會。 此時荷西抽出刀來，並威嚇他付錢。傑克卻拿出了武器並且開槍。此舉震驚了在場目擊者，並引發了美國人與居民的大規模衝突，成為街頭暴力事件，導致了美方15人死亡，16人受傷，當地百姓則有2人死亡，13人受傷。 這起衝突事件獲得了國際關注，可是美方反過來指控相關當局並未維護秩序，還在當時的外交委員艾默斯．科威恩 （Amos Corwine） 建議下，出兵佔領巴拿馬地峽，派出了160名士兵接管衝突地點──當地火車站。結果，經過三天佔領，當地政府同意派人協商，美軍未損失任何一顆子彈撤離。 故事最後，在1857年9月10號，雙方簽署了爾蘭－卡斯條約 (Tratado Herrán-Cass)，新格拉納達承擔過失，並為美國的損失與受害賠償總價達412,394美元的黃金。 （參考來源： http://historiasdelahistoria.com/?s=la+guerra+de+sa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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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週刊】第八號：琥珀色警戒──不要再有下一個失蹤的小女孩
作者：Mr. Thursday 1996年1月，美國德州阿靈頓。9歲的小女孩Amber Hagerman和5歲的弟弟Ricky騎腳踏車到家附近一間廢棄的雜貨店玩耍。出門才沒幾分鐘，Amber的祖父注意到Ricky一個人回來，有點擔心。 78歲的Jim Kevil站在雜貨店不遠處自己家的後院裡，親眼看到那一幕：陌生男子從小貨車上跳下來，Amber被抓住、尖叫、載走。Jim馬上報警。警察很快到來，大批人馬出動，包括當地的志願者甚至FBI都加入了尋找Amber的行列。 4天後，綁架處發生的幾哩外，有人在遛狗的時候發現一具小孩的屍體，是Amber。驗屍結果顯示，Amber在被綁架之後還活了兩天，但是她的身上有被性侵害過的痕跡。兇手從來沒被找到。 Amber的雙親悲憤非常，他們不希望再有類似的受害者，所以成立了PASO（People Against Sex Offenders）協會，收集簽名、向德州議會請願推動各種法律積極保護兒童，以及對罪犯有更嚴厲的懲罰；這些法律很快就由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通過。 而另一方面，由於當地的廣播電台等媒體在尋找Amber的過程中發揮很多力量，於是有人想到要運用這些力量建立起對綁架兒童事件發出廣泛警報的系統。1998年，這個名為ANS的系統就可以在收到兒童被綁架的消息之後，迅速通知各媒體還有執法單位、各種組織，甚至還有手機、email等，靠大家的幫助一起協尋兒童。 現在在美國，電視、電台、路邊顯示路況的T霸螢幕、iPhone等等，都已經建立起「AMBER alert」，綁架事件一被通報，便會通知大眾各種可能有用的資訊，像是地點、小孩的年紀、綁匪車輛的車型、顏色、車牌號碼等等。 AMBER Alert系統的全名是America’s Missing: Broadcast Emergency Response，特別取名成可以縮寫成紀念小女孩Amber，也可以說是「琥珀色警戒」。到2015年3月為止的統計，AMBER alert已經成功地拯救了超過500名被綁架的兒童。 目前Facebook、Google搜尋頁也已經引入這樣的服務，希望能集合眾人的力量，不要再有下一個無辜的Amber Hagerman受害。 延伸閱讀：每日一冷第272篇 參考資料： http://kidnappingmurderandmayhem.blogspot.tw/2009/09/unsolved-murder-of-amber-hagerman.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BER_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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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的「江戶之花」：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
約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按：1940年），日本政府為了控制糧食配給和空防計劃，下令要民眾組織「里鄰會」。由十幾戶家庭組成一個單位，這樣的系統已大幅改變了日本的傳統家庭結構。 生活上的艱困已經迫使很多家庭變得更為依賴鄰居，而非住在好幾英里之外的親族。所有人不論出身高低貴賤都要參加社區的防空演習，傳遞水桶和抬送擔架、木頭、沙包。民主觀念已經延伸到糧食和其他配給物資必需品方面，例如衣服：女性穿著寬鬆的裙褲，所有男性都穿褐色卡其「國民服」。孩童自然而然地知道要分享所有一切，成人則必須學會唯有合作才能活下去。 當一九四四年底美軍開始密集轟炸時，「人人平等」的口號有了新的意義。 夜襲通常都是瞄準了住宅區，這要比白天的空襲帶來更大的恐懼。三島澄惠女士甚至還敢停下腳步來觀看逐漸飛來的「蜜蜂」——日本民眾如此稱呼「超級空中堡壘」。她說：「在東方的天際出現一排又一排的『超級空中堡壘』……尾巴拖著白色的濃煙，它們以完美的編隊飛過碧藍的天空……就像珍珠色的魚浮游過宇宙浩海一樣。」 當這些外觀優雅的魚投下魚卵時，很快就打碎了這種美學幻想。 「像是很有節奏感的大海浪濤聲，把燒夷彈有如下雨般地灑在大地上，接著投下重型炸彈，每次都重重地深入地底，每一群戰機都是重複著這樣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幾乎每一次空襲，美軍戰機都會帶來新式炸彈，每次爆炸的聲音都和上次所使用的炸彈不同。不熟悉的聲音都增加了新的恐懼和緊張。」 那年冬天異常寒冷，有些家庭的水管破裂，幾個月得不到修理，痛苦不堪。小說家高見順在日記中寫道，某些家庭「樓上廁所的水管破裂，水漏到樓下，人們在家還得撐傘。當水在地板上結冰時，他們還能在那溜冰。」 恐懼產生了新的迷信：如果你吃包裹著蔥的飯糰，或是跟著紅豆一起煮，就永遠都不會被炸彈擊中。還有更有趣的，如果你早餐只吃蔥，你肯定不會被炸彈擊中；但過不了太久，人們就開始穿鑿附會：你必須要讓其他人知道這個小伎倆——使用連鎖信的原理——否則就不會有效。 有個迷信是來自某對夫妻。有一回他們奇蹟般地躲過極近的炸彈攻擊，並發現附近有兩條死掉的金魚。他們認為是這兩條魚替他們兩人死了，因此將這兩條魚放在家族的神龕上供奉著。這個故事一傳開，人們就很難買到活生生的金魚了。陶瓷金魚開始大量生產，還以高價出售。 雖然空襲給日本本土的民眾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但空襲的首要目標——摧毀所有生產工廠——卻未能達到。三月六日，克蒂斯．李梅少將跟他的新聞官克萊爾．麥考威中校（Clair McKelway）抱怨道：「這支部隊被宣傳得多了不起，但在轟炸上卻沒有什麼效果。」 他在六週之前接任了馬里亞納群島「超級空中堡壘」的指揮任務。他很高興能夠離開中國，因為在那有著無法克服的補給問題，他們持續面對著作戰失利和戰果平平的困擾。戰略轟炸計劃主要是利用高爆炸藥，對德國密集的工業產區造成毀滅性破壞，但減緩日本的生產卻是成效不彰，因為日本的工業有三分之二散布在家庭式工廠，以及只有三十人或是不到三十人的小型工廠中。 李梅為他的戰機想出了一個激進計劃：夜間低空空襲，把大部分的武器配備拆卸下來以增加載彈量，並對大片地區的易燃目標投下燒夷彈。 兩天之後，他未與華盛頓方面磋商，就對「超級空中堡壘」下達出擊令。在隔天（三月九日）上午的簡報中，告知機組人員當晚要以低空——五千到八千呎——襲擊東京。除了機尾砲塔外，所有槍砲都要拆除，宣布此命令時，全員一片肅然無聲。這簡直就是自殺。 首架轟炸機在下午五點三十六分飛離關島北機場的跑道，轟隆隆地飛進悶熱的天空。五十秒後另一架也騰空而起，接著一架接著一架起飛。有一架轟炸機無法達到足夠的起飛速度，煞車又咬住鬆不開。摩擦使得起落架溫度非常高，進而點燃了煞車油。當輪胎融化時，起落架也垮了。巨大的飛機以機腹滑行，火星四散，衝出了跑道撞上遠處的珊瑚礁，帶來一聲驚人的爆炸巨響。 從天寧島和塞班島起飛的轟炸機在晚上六點十五分加入了這龐大的空中隊伍。三百三十架轟炸機嗡嗡地往北飛行。在前方黑漆漆的海平線上，硫磺島出現了爆炸的火光，那是千田將軍將要率領第二混成旅以及海軍單位的殘兵部眾，發動徒勞無功的全面攻擊。 這些巨型戰機在低空亂流中顛簸前進，當它們飛近東京時，天氣已經好轉。機組人員像身穿盔甲的騎士，拉上鼓脹的防空砲服，戴上沉重的鋼盔，然後凝視著前方，尋找導航機不時閃出的白熾光。 在關島，李梅將軍在房裡來回踱步。如果空襲能按照他所期望的發揮效果，就能夠縮短戰爭的時間。他會立刻對日本全國發動一系列類似的空襲。 這樣屠戮平民是史無前例的，但必須摧毀日本的工業能力，否則就得入侵日本本土，方能結束這場戰爭，而這或許要犧牲五十萬甚至是百萬美軍的性命。 新月散發出黯淡的月光，但東京上空星光閃爍。午夜時，導航機標定了目標區，並準備以M47燃燒彈標出東京的心臟地帶。這三英里長、四英里寬的鬧市地段原是整個東方最歡樂、最活躍之地，但現在街上人車稀少，大部分的商家和戲院都已經上了門板。儘管如此，還是有七十五萬收入微薄的工人住在這個擁擠不堪、永不入睡的城中之城內。數以千計的家庭工廠還在不停地運作著。 東京市內有大量木造建築，打從它還名為江戶的時代起，歷來就是大火焚燒的受害者。祝融成為這座城市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人還給這些火災起了個詩情畫意的名稱「江戶之花」。儘管最終實行了現代化的消防系統，對於大火災還是無法防範。一九二三年大地震之後所引起的大火，幾乎燒毀整座城市。兩年之後，東京再度被燒毀；第三次大火發生在一九三二年。 此時已有八千一百名受過訓練的消防人員和一千一百一十七件消防裝備，散布在整座城市，各地還供應救急的靜態儲水槽。但這支消防大軍還是不足以應付涵蓋兩百一十三平方英里的大都會區，特別在戰時更是如此。鬧市區域依舊是最脆弱的。櫛比鱗次的建築物間也鮮有防火巷，市政府官員曾經承諾過要在一、兩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三月九日子夜前後，警報響起，接著幾十個警報器一起響了起來。因為之前對這座城市的空襲並沒有造成重大損傷，群眾也沒什麼警覺心；東京電台甚至還廣播說，敵軍轟炸機正在首都東北方五十英里外的銚子港上空盤旋，暫時沒有危險。 導航機以三百多英里的時速朝這座漫不經心的城市低飛時，甚至沒被發現。最前面的兩架戰機飛過了目標上空，在凌晨零時十五分一齊投下一串炸彈。M47火箭在離地面一百呎時炸裂開來，散射出兩呎長的燃燒棒，一接觸到物體立刻爆炸，散播黏在一起的火種。東京鬧市區域瞬間就出現兩條交叉火線。 十幾架導航機又飛了過來，朝著這些叉型火線投下汽油彈。接著而來的是機隊主力，三個轟炸機聯隊在四千九百到九千二百呎的高度內，以亂中有序的編隊方式飛行著。探照燈瘋狂地對著這些突襲者照射，高射砲彈持續爆射開來，卻沒有效果。沒有戰鬥機升空反擊。 當這些銜接不間斷的轟炸機朝著住宅區呈扇形散開，投下數以千計的汽油彈時，大火在強風的推助之下，迅速地蔓延開來。大火越燒越旺，連成一大片火海。巨大的火球有如颱風般似的在一棟棟建築物間蔓延著，帶來的高溫熱浪超過了華氏一千八百多度。 鋪天蓋地而來的戰機像是巨龍——在探照燈投射下變成了綠色，地面上的大火又是赤紅色——這一驚人景象讓地面上的人們頓時都愣住了。 十七歲的高橋進從文京住宅區俯瞰市中心的大火，看到成串的炸彈——不久之後被稱為「莫洛托夫麵包籃」（Molotov Breadbasket）——在東京帝國大學的上空爆炸開花。他是昭和醫大的學生，當警報響起時，他還留在家中讀書準備考試，家人都已跑到防空洞避難。從暗紅色的天空中，一塊塊著了火的碎片落在他家四周。有碎片落在他家的屋頂上，他還用「打火拍」——長棍的一端綁著許多破布條——上房拍打。 鄰居的房屋像是瓦斯爐爆炸一般燃起大火。他跑到屋內拿起三本書——他明天還得考試——然後到神龕內去找祖先牌位。牌位都不在那，一定是母親先拿走了。他抓起一個金銀佛像，仔細挑選了最精貴的古物——象牙雕像。出於習慣，他關上了門，把這些古物埋在家裡的防空洞內（洞內是空的，其他人都逃走了），然後才跑上街。右手邊的所有東西都著火了。他跑到左方的大街上，有輛消防車束手無策地停在那裡，四周建物都在冒著大火，但水管是扁的沒有水。 唯一安全的地方是橫跨神田川的那座橋，但是得穿過一道火牆。一群人擠在街上，像被催眠般地盯著大火看。燒焦的樹木和電線杆像是火柴棒一樣倒在街上。消防人員大喊著要他們跑到橋上——不然就會被燒死。年輕的高橋率先衝了出去，跳過三根有如在巨大火爐中燃燒的樹幹。其他人也排成隊沖了上來。強烈的亮光讓他睜不開眼，只能張口呼吸。他實在撐不住，跌倒了。從滾滾濃煙中，他看見了那座水泥橋，橋上滿滿都是人。他安全了。 高橋是穿過大火的邊緣才脫身的。關村一家人住在離交叉火線中心點不到兩英里遠的地方。當他們看到東京車站附近起火時，他們趕緊給四個孩子包上防火斗篷，並跟著人群往隅田川的一個支流方向跑去。 那些被大火燒過，變得很脆弱的瓦礫像是黑雪般地落下，關村太太走過時不由想起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後的大火災，當時她才十二歲。頭頂上方炸彈爆開的景象「就像是成串的香蕉」，沒有嚇到她，反而讓她著迷。 他們不斷推擠著才穿過了橋，躲過了那追著他們「像是在追捕野獸」的熊熊烈焰。有個被大火燒燙的小礫石被強風捲起打向他們的臉。他們轉身避開，背對著大風，慢慢地離開這場大火；河邊電纜工廠內的油桶像是火箭似地穿透了屋頂，在一百呎的高空爆炸，形成一個個火球，大家都看到出神了。 東京市中心燒得像是太陽一樣熾烈。巨浪般的煙雲衝天而起，被下方火焰印照成橙色。數以千計的人驚恐地躲在木製的防空洞內，他們將會被活活燒死，但大多數住在這個命定要毀滅的區域內的居民都試著逃出去——跑到淺草的大佛寺內，但那反而成為他們的墳場；或是像關村一家人那樣逃往橫跨在隅田川上的十一座鐵橋。暫時而言，這些橋樑還能算是逃跑路線，但大火很快就橫跨了河流，那些落在後方的人也就無路可逃。 三島澄恵女士說：「東南方水平線外的紅色火光迅速擴大，填滿了整個天空。我們身處在城市另一頭，甚至在這裡，可怕的粉紅色火光也照亮了地面，清楚地照出人們驚恐的臉上那深深的皺紋。大火好像燃燒了一整個夜晚。」 巨大的熱浪也襲擊了上方的轟炸機群，把一些飛機往上拋了好幾千呎高。載著李梅的參謀長湯瑪士．包爾斯准將（Thomas Powers）的飛機，在更高的上空來來回回巡弋著。他拍下了這場大火，並回報李梅，表示東京已成了地獄。最後一波機組人員甚至還能聞到燒焦的屍體臭味，有些人還因此作嘔。在歐州轟炸時，空氣似乎還有點防腐作用，在這裡卻是令人作嘔的實境。 黎明時，年輕的高橋從地勢較高的東京醫學院，俯瞰著仍在冒煙的東京市。除了石雕像、水泥柱和牆壁、鋼架，以及頂端還像小蠟燭般在燃燒的電線杆外，首都的中心區已經是一片廢墟。他心想，東京完了。 關村太太背著孩子，試圖回家去取她埋在地下的財物。橋上塞滿了因受困無法逃脫的人的屍體。就連河水也幾乎要蒸發乾了，浮滿著腫脹的屍體和家具。在河的對岸，地面上還在散發著熱氣，把和煦的三月天變得像是初夏。她一生中最為熟悉的地方全都消失無蹤。她還能夠辨識出來的地方就只剩下電纜工廠，但也已經扭曲變形像塊溶化的糖果。 到處都是屍首。有些還一絲不掛赤裸著，全身焦黑；有些則奇形怪狀的站著，或似乎是要起跑似的蹲著，還有些雙手合十在祈禱著，其他的屍體則是坐在那裡似乎正在冥想些什麼。有一具屍體的頭已經縮小到只有葡萄柚般的大小。學校操場上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面蓋著草蓆。屍臭味瀰漫在空氣中。 她終於找到燒成灰燼的家園，但因為地面溫度太高無法挖掘。幾乎連一張紙或一雙筷子都買不到，她仔細地環看了周遭尋找家用物品，如果說失去了一只茶壺是場悲劇，那麼損失了所有財物就意味著得回到原始動物的生活。 她所能找到的就是一個煮米的鍋，她用根木棍把它挑了起來，以免燙傷她的手。奇怪的是，遍地屍體的景象讓她無動於衷。她機械性地走過鄰居的屍身旁，一滴眼淚都流不出來。那是住在對街的一對母女，除了眼眶還是白的之外，全身燒到焦黑，而她們兩人生前都很愛乾淨。她昏沉沉地走過醫院和緊急蓄水池，上面浮著一層層四肢攤開的屍體。 有個男人攔下她，並告訴她，他之前也在那堆人中間。他面無表情地說：「大家都死了。我卻奇蹟似地毫髮無傷。」 人們用長棍子翻開這些屍首，尋找自己的親人。有名老婦人的寬腰帶上露出了錢，緊緊地黏在她溼答答的身上。沒人去碰那些錢。藝妓館坍塌的牆中露出了數以百件的絲綢和服。關村太太輕輕地把這些柔軟的衣服放在手中，它們可是價格很昂貴的。這些東西都被毀了，多麼可惜。 不遠處，瓦礫堆中露出醜陋的人腿。她在各處所看到的屍體都是以痛苦的姿勢死去——母親試圖保護小孩被燒焦，夫妻倆最後抱在一起被高溫熔在一起。其他倖免於難的人回來後，用焦炭在牆上或行人道上留下訊息，尋找親人。 十六平方英里的東京市被燒成平地，市政府官員稍後估計有十三萬人死亡，這幾乎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屠戮人數一樣了。[1] 隔天晚上，李梅派出三百一十三架轟炸機，帶著燒夷彈飛往帝國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很快地又大規模地對大阪和神戶使用燒夷彈進行空襲。四十五平方英里的工業重鎮在一週之內就被夷為平地。李梅的新戰術毫無疑義地很快就能粉碎日本發動有效戰事的能力。但他所摧毀的不僅僅是日本的軍事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毫無防衛能力的平民百姓也遭到屠殺。 美國過去真誠地嫌惡在西班牙和中國城市任意屠殺平民，但現在對於轟炸的態度已經徹底翻轉。當歐戰爆發時，羅斯福發電給所有交戰國，敦促他們不要做出轟炸平民這種「非人道的野蠻作為」，反映出他和國人的人道精神。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航空部隊的將領還是強調進行日間的精準轟炸，摧毀那些標定好的軍事目標。 但這種轟炸計劃的效力逐漸降低，轟炸區域擴大到包含要摧毀敵軍能維繫戰事效能的一切事物，如有必要，甚至包括民眾本身。這樣的政策並沒有被宣揚和記載，但顯然的，敵方的全部人口，不分國內還是前線，在被迫投降前都得面臨殘酷野蠻的對待。 輿論已經接受了這種轉換，偶爾才會發出道德上的關切。到了一九四五年，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同意，投在日本和德國本土的每一枚炸彈，都是他們罪有應得的。例如，《時代》雜誌就描述了李梅用燃燒彈轟炸東京是「美夢成真」，證明了「那是該燒掉的，像燒掉秋天的落葉那樣把日本的城市燒掉」。 美國人尤其不同情敵人，因為他們偷襲了珍珠港，並做出了像是「巴丹死亡行軍」那樣的殘虐暴行。因此，很少有人以人道之名，為數以千計被炸到手斷腳殘或是燒成灰燼的平民發聲。 耶穌會週刊《美國》就質疑，大規模的空襲「和上帝之法以及我們志業的崇高性」是不相稱的。在美國有人散發一本名為《死神屠殺》的英文宣傳小冊，在引言中有二十八名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神職人員，例如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和奧斯瓦德．蓋里森．維拉德（Oswa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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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週刊】第二十三號：食物的靈魂在哪裡？
“While all soul food is southern food, not all southern food is soul.” 食物的靈魂在哪裡？今天的冷知識週刊可不是要上演小當家成為特級廚師的戲碼，而是真的要和大家介紹被稱之為「靈魂食物」（soul food）的非洲裔美國人料理方式。 以大量的蔬菜及豆類燉煮內臟、豬腳與鹹肉，蔬菜天然的甜味在燉煮的過程逐漸釋放出來，使得湯頭顯得濃香卻不稠膩。有時候也可以選擇先將這些配料裹上玉米粉後炸過，豆子在煮得軟爛之後甚至可以成為主食或是拌在馬鈴薯泥裏頭。雞肉、魚肉塊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主食來源…… 過去這是一種盛行於美國南方的料理方式，而現在不用風塵僕僕特地到南方，在該國各大黑人聚居的社區都能夠見到販賣這種靈魂食物的地方。其實在最開始的時候，人們並不把它稱做為靈魂食物，而是很直白的把這些黑人做的料理叫做Southern Negro Food。 想當然爾，這是白人給安上的名字，因為Negro就是他們對黑人的輕蔑稱呼。一直到廢除黑奴制度，又再經過了漫長的時間，靈魂食物這個稱呼終於在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六零年代逐漸普及起來，成為非洲裔美國人在南方的飲食特色。 為什麼會有這種料理方式出現呢？這就要追溯到十七世紀逐漸於新大陸出現的黑奴制度開始說起。維吉尼亞是英國在北美大陸設立的第一個殖民地，他們在十七世紀初引入了菸草栽種而逐漸繁榮發達，同時大多數的黑奴就被送往這些種植園做工。 黑奴多半來自不同的地方，雖然主要是從現在西非的塞內加爾、獅子山共和國、黃金海岸、邦尼灣、貝南以及中非共和國等地抓來的奴隸，但也有過去被送往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等地的黑奴再被運送至此。種植園莊主利用這樣的機會，以方便管理、控制為由，將不同原鄉、語言的人都混雜在一起。可想而知，每個種植園內部的族群語言來源複雜而異質，各種文化知識的交流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出現。 考古學家Maria Franklin運用當時其中一個種植園New Neck的莊主留下來的遺產清單、歷史文獻，以及實際上透過考古發掘出來的動物骨骸遺留等材料，嘗試重建過去種植園黑奴的飲食習慣與料理方式。她發現當時的黑奴們主要的烹飪方式其實是西非傳統的燉煮、烘烤，而且習慣將肉剁成小塊狀來烹煮。既然方才提到他們來自那麼多不同的地方，為什麼最後是選擇以這種烹飪方式呢？ 原來他們的煮食方式是跟種植園的管理制度、他們的經濟狀況及所屬環境有些關係。 咦？吃東西跟管理制度有什麼關係呢？首先在種植園裡的所有黑奴不論男女都必須要下去工作，而工時又是從早到晚相當長，為了讓自己能夠準時在肚子餓的時候有東西吃，於是他們選用了較適合這種工作型態的烹飪方式。 這時候燉煮跟烘烤就可以讓他們直接把食物一股腦的丟進一個鍋子裡一邊煮，而他們也可以暫時先一邊專心的工作。肉類切成小塊狀也是因為經過長時間的燉煮會比較軟、也會比較營養，讓這種料理方式就因此被保留下來。也就是說，傳統與文化固然是影響烹飪方式的重要因素，但在這裏我們也必須考量到種植園的工作型態與其連帶的生活作息，更是直接促成這種料理方式的原因。 除了種植園的管理制度影響烹飪方式外，他們還要面對的難題就是食材的選擇。 那個時候大多數的人遠渡重洋從西非渡海到北美，面對的還是一個全新的自然環境。除了隨著船隻一同抵達新天地的珠雞、蕃薯、紅豆等西非原生種外，他們必須學著開發新食材與新煮法。 雖然黑人與白人當時同樣住在種植園裡，他們居住的空間卻有明顯的界線劃定，甚至在文獻紀錄上備料、煮食、用餐與廚餘的地方也都是有所區隔。下表是Franklin在New Neck種植園發掘到黑奴居住區的生物遺留清單；同時雖然沒有正式的發掘出來，文獻中還記載了黑奴們實際上有自己一小塊種植蔬菜的地方。於是基於上述黑人、白人居住、生活區域的不同，我們較可以藉此推斷他們過去都吃些什麼。 我們由一般人主張「靈魂食物」的幾項特色來檢視： 1.運用動物內臟與耳、皮、舌頭、蹄或尾巴入菜。 2.運用多種綠葉蔬菜，尤其根莖類的綠葉部分（比如蘿蔔葉、蕃薯葉、甜菜梗等）入菜。 3.以大量豆類、番薯與玉米製品為主食。 首先從被處理成小塊狀的動物骨骸來看，家畜是該種植園最主要的食用肉類來源，而這些家畜的數量通常還明確地被種植園主登錄在他的遺產清單名下。必須要打破的迷思是，一般人在介紹靈魂食物的特色時，多半認為黑人們取用的都是白人無法接受、不知道如何料理的部分。實際上從考古發掘出土的這些材料，卻可以發現他們吃的動物部位其實沒有這樣的限制。 在清單上很難被忽略的還有魚類的食用。黑人們時常利用短暫的閒暇時光到鄰近的溪邊捕魚，以補足平日供應量不足的食材。對白人們來說，這些易於取得的食材反而廉價且沒有想吃的慾望。久而久之，吃魚的習慣就漸漸跟黑人的形象掛勾在一起，當時的白人因此不太有魚相關的料理。 至於主食的部分，過去黑人們在西非的時候多半以稻米、小米為主食，然而這些在北美都不太有機會再取得。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他們會改以豆類與番薯，甚至是當地盛產的玉米作為主食原料。這種因地制宜的適應從種植園主的遺產清單也可以見到，他將園內儲存的玉米視作是財產的一部分，顯然黑人們的料理在這種限制的情況下也是不得不與當地的產物做適度的結合。 有人說靈魂食物既然是靈魂與食物的複合概念，隱含著黑人深刻的心靈創傷歷程，以及如何透過食物取得慰藉。或許對當時的他們來說，千里迢迢來到異鄉工作的苦悶心緒，真的正是藉由這些氣味與味覺來找回屬於自己的靈魂。但也不要忘記，在這個幾乎完全是新環境的北美大陸，他們又是如何創新、實驗與發展出屬於種植園特色的飲食特色唷！ 我們下週見！ ※※※ 參考資料： 黑就是美——靈魂食物 http://ryoritaiwan.fcdc.org.tw/article.aspx?websn=6&id=1126 Soul Food from wikipedia https://www.wikiwand.com/en/Soul_food Franklin, Maria “The Archaeological Dimens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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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城市與歷史】貓王的神秘列車：明星與城市
約翰‧藍儂(John Lennon)很年輕的時候曾經以粉絲的口吻說過：「在貓王之前，世界沒有巨星」(Before Elvis, there was nothing)，可是很多年後，他卻有點憂鬱地表示：「貓王在入伍的那天就已經死了。」──這其實是有段故事的。 貓王是美國流行搖滾的神話人物，他的明星光環太閃亮，連他的故鄉曼菲斯(Memphis)城都幾乎和他劃上等號，即使此地在貓王出現之前，已經有深厚的音樂淵源。貓王的轉變，還有他的崛起，與美國主義、商業操作以及當時流行樂界試圖突破黑白族群疆界有很大的關聯。 1989年，偏好黑白畫面的鬼才導演賈木許(Jim Jarmusch)拍攝了第一部色彩效果濃艷講究的電影《神秘列車》(The Mystery Train)，取景於貓王故鄉曼菲斯城，片名引用的是貓王剛出道時在當地「太陽唱片」(Sun Records)公司翻唱的一首經典藍調，由貓王的另一首歌〈藍色月亮〉(Blue Moon，試聽)和一聲槍響串起三段如夢似幻的荒誕際遇。 賈木許特別鍾愛地方與音樂性格強烈的演員與電影，這些元素最好同時具備頹廢與幽默的神祕特質，有點野性，有些癲狂，好像人人隨時都能浪跡天涯。為此，賈木許偏好在頹圮的城市角落或鳥不拉屎的公路荒漠拍片，尤其喜歡替欣賞的音樂人量身打造電影角色〔而不是先有了劇本，再去找適當的演員來演出〕，所以「劇情」通常是服務場景、人物與音樂等元素的手段，而不是構成一部電影的主要條件。 貓王以外的曼菲斯 在《神秘列車》中，音樂人湯姆‧威茨(Tom Waits)替深夜電台DJ配音，「嚎叫的」杰‧霍金斯(Screamin’ Jay Hawkins)飾演飯店櫃台人員，喬‧史卓莫(Joe Strummer，The Clash的主唱)則飾演第三段故事中的主角。這幾人的曲風和舞台形象綜合起來，轉化為電影影像與氛圍，那種憂鬱、戲謔，挑戰現實的迷幻感，就是賈木許作品的調性。 田納西州的曼菲斯是搖滾和藍調等美國音樂的發源重地，同時也具備了賈木許所鍾情的幾個關鍵元素，這個充滿舊時代風情的老城，在音樂史上有承先啟後的地位。貓王還沒有出現之前，曼菲斯本來就是以南方音樂著稱的重鎮，只是貓王結合鄉村與藍調音樂，注入新的元素，將原本風行於美國南方的音樂普及化，不但打入白人主流市場，並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引領世界潮流，成了影響披頭四等搖滾團體的流行「搖滾」先驅，也使得曼菲斯成為全球歌迷朝聖的熱門景點。《神秘列車》為了烘托這個地域和音樂背景，無論在場面調度、語言、造型、節奏上都充滿R&B、藍調，甚至rockabilly[1]風情，更不用說電影原聲帶與歌手演員陣容皆有向這個音樂之都致敬的格局。 從貓王於1953年走進「太陽唱片」那天起，一直到他1977年在「雅園」溘逝，貓王與曼菲斯城關係之緊密不可言喻，在世界流行音樂史上的代表性也可說空前絕後──披頭四早年對貓王的崇敬之情眾所皆知，約翰‧藍儂才會說出那句經常被人提起的話：「在貓王之前，世界沒有巨星」，《神秘列車》裡日本女歌迷也認為曼菲斯是「貓王之城」(city of Elvis)。 不過賈木許不願意歸順於這個將貓王神格化的觀點，他要拍的不是「雅園」(Graceland)[2]那種名人聖地與英雄人物的故事，他顯然喜歡「太陽唱片」之於貓王的意義，更勝「雅園」之於貓王的意義。因此，在第一個故事中，日本女歌迷和男友在爭論到底要先去「雅園」還是「太陽唱片」的時候，賈木許透過男友之口，說出一串發跡於曼菲斯、同樣也曾和「太陽唱片」簽過約的唱將之名(Carl Perkins、Howling Wolf、Jerry Lee Lewis、Roy Orbison……)，提醒觀眾此地不是只有出過貓王這樣一位音樂才子，曼菲斯人才濟濟，音樂傳統淵遠流長，只是貓王的鋒芒太盛，將其他人的光芒掩蓋了。 賈木許甚至安排了曼菲斯的地方節奏藍調歌手與電台DJ路夫斯‧湯馬仕(Rufus Thomas，試聽)在火車站現身，以親善大使之姿迎接剛抵達這座城市的日本情侶，因為路夫斯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曼菲斯之王」[3]，他的音樂更深植於當地，而且他經常在當地音樂人窮困潦倒時扮演伸出援手的守護者的角色，對曼菲斯有更長久、更深入民間的影響力。 不僅如此，賈木許還在第二個故事中安排了一個有弦外之音的設計，他讓貓王的鬼魂現身，但是讓貓王的形貌維持在1956年的青春模樣，那是賈木許認為貓王「精神」死亡的時間點[4]，也呼應了後來約翰‧藍儂聽聞貓王死訊時說過的那句悲傷回應：「貓王在入伍的那天就已經死了」。 約翰．藍儂︰「貓王在入伍的那天就已經死了」 要了解這句話的含義，必須快轉貓王的一生：貓王在1954年開始展露頭角， 1956年的聲望已經如日中天，巡迴演唱、媒體曝光和盤據排行榜的多首熱門歌曲已經讓貓王變成家喻戶曉的偶像巨星，所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1957年，貓王已經累積了雄厚的資本，購入擁有十八個房間的雅園豪宅，卻也收到了兵單，他的經紀人為了不讓兵役影響到貓王人氣，讓貓王進錄音室預錄可以撐過兵役空窗期的歌曲，持續巡迴演出，並且開始讓貓王加入美國最強大的明星生產機器：好萊塢，開始拍攝品質不佳的偶像包裝電影。 1958年，貓王入伍，當兵兩年人氣依然火紅，在這個時期，貓王的青少年偶像身分悄悄產生了一些變化，他已經不只是流行性感偶像歌手──深陷越戰泥沼、冷戰時期的美國此時需要一個受到民眾愛戴的人物來宣揚美國「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剃掉招牌鬢角油頭、堅決表示不接受特別待遇的貓王，正好是與美國政策結合的絕佳宣傳人物，貓王一洗當年因為抖腳被主流批評為不正經壞孩子的形象，受到國家最高宣傳單位的正名，開始在不自覺中被冠上了「愛國者」的標籤。1960年退伍後，貓王持續投注於一系列好萊塢爛片的拍攝，雖然配合電影產出的原聲帶曲目依然受到歡迎，但整整九年的時間，貓王都無力甩脫影業機器控制，額外推出專屬於自己的作品，直到1969年，才重新發行屬於自己的專輯，這張專輯的名稱就是： From Elvis in Memphis 〔專輯試聽〕。雖然在精神上，走到此刻的貓王已是滄海桑田，但這張專輯的名稱似乎想力挽狂瀾，找回當年那位曼菲斯的唱歌少年。 法國社會學家艾德嘉‧莫杭(Edgar Morin)曾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討論明星效應的書《大明星：慾望、迷戀、現代神話》(Les Stars)[5]，特別指出二十世紀美國好萊塢打造明星神話的運作模式，還有粉絲與明星互相依存的關係。 莫杭1972年這本書的再版中，特別增添了〈明星體系的黃昏〉和〈明星之死而復生〉等章節，補充說明自從60年代之後好萊塢明星體系點石成金的機制為何開始衰微。貓王進入好萊塢變成商業魁儡的時間點，恰好就在明星體系日漸消亡的這個時期，1955年詹姆士‧狄恩(James Dean)的英年早逝象徵了這個轉戾點，1962年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帶有政治色彩的神秘死亡，更提早宣布專門出產時代明星的好萊塢工廠開始當機──明星墜入凡間，再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完美樣板人物，而當貓王開始為好萊塢作戲，進出白宮，推銷愛國意識，穿著號稱能在全球宣揚美國精神[6]、繡有「老鷹」圖騰的閃亮秀服，他確實已經和最初走進「太陽唱片」只是想為媽媽錄製一首生日快樂歌的純真年代漸行漸遠。 貓王在曼菲斯的一生，同時還和重要的美國民權運動史重疊。1955年當貓王開始享受累積的名望之時，美國南方仍舊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知名的「蒙哥馬利公車運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的事件就發生在這一年，起因是一名十五歲的黑人女孩拒絕讓座給白人，隨後遭到拘捕，引起黑人罷乘公車的杯葛，包括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眾多民運人士現身支援。 此後，全國性的民權運動接連展開，1968年，反越戰風潮達到高峰，追求和平與公平正義之聲遍地開花，曼菲斯發生了環境衛生勞工的罷工示威，馬丁‧路德‧金抵達曼菲斯發表他此生最後一場現場演說〈我已到達頂峰〉(I’ve B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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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帶來了什麼？──墨西哥的悲哀與毒品的正義
作者：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在墨西哥，一句在人民中流傳甚廣的悲歎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可憐？離上帝那麼遠，卻離美國這麼近！」 的確，墨西哥獨立建國雖晚於美國近半個世紀，最初領土面積遠比美國來得大，但在後者蠶食鯨吞（尤其是一八四六到一八四八年的戰爭，美國從墨西哥處獲得今日包括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科羅拉多、亞利桑納、懷俄明、新墨西哥等州所包括的土地）之下，最終有半數領土成為美國一部分，甚至明明是墨西哥維護主權下的合理舉動，一八二六年阿拉莫戰役卻成為美國以寡擊眾、抵抗墨西哥邪惡入侵勢力的國家主義經典教材。 長期以來，墨西哥雖長期處在美國的擴張與霸權陰影下，美國卻還經常得理不饒人；例如有關美籍墨裔人民便經常成為社會俚語的調侃對象，參與二○一六年美國共和黨初選的川普（Donald J. Trump）也直接將攻擊墨西哥移民當成其公開政見之一。 有關美墨關係中糾葛不清的恩怨情仇，暫且不表。在此，我還是先把焦點移往近十年來，對墨西哥負面影響不斷擴大的毒品問題上。 自從卡德隆（Felipe Calderón）在二○○六年上任墨西哥總統後，立即公開向以販毒為主的組織犯罪宣戰，並稱其為「毒品戰爭」，但情況始終不樂觀。大體來說，近年來該國治安不斷惡化的因素，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 首先是前總統福克斯（Vicente Fox）弱化政府角色，放任犯罪組織挑戰公權力的結果；其次，由於軍方薪資偏低，大量職業軍人在毒販誘惑下離職（所得估計増加五到八倍之多），讓彼此實力出現此消彼長態勢；第三，美墨長達三千公里的邊界估計有超過一萬兩千個交易據點，加上美國在查緝軍火走私方面成效有限，緝捕工作十分困難；第四，由於政府維持治安不力出現的「寒蟬效應」，多數媒體對於相關訊息刻意淡化處理，也讓整體情勢無法被全面突出；最後，受到金融海嘯衝擊與國際經濟不景氣影響，失業率大增與出口銳減等困境，同樣成為墨西哥社會動盪不安的根源之一。 其結果是，儘管墨西哥政府自認相當努力，但官方承認的數據是，自二○○六年十二月發動毒品戰爭乃至二○一一年九月之間（其後當局便不再更新和發布官方數字），至少有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五人死於相關衝突；根據保守估計，自二○一一年十月到二○一二年十二月卡德隆下台之前，後續死亡人數約莫也有一萬人上下，因此總數大概為六萬人上下。 無論如何，這絕非單單是個數字問題。尤其二○一四年四十三名墨西哥學生遭無辜殺害的事件，不但引發整個墨西哥社會震撼與全球關注，也成為本書作者波露薩（Carmen Boullosa）和華萊士（Mike Wallace）寫作的源起。 在本書當中，作者首先從前述造成廣泛關注的事件談起，高聲疾呼「四十三具屍體？自二○○○年以來，死者人數早已超過十萬人！無名的亂葬崗？數以萬計的人失蹤了，他們可能就消逝在枯骨交疊的土坑內。可怕的處決？十萬人中大約有兩千人死於斬首。」相較一般媒體報導將這起悲劇僅僅視為墨西哥國內的一個社會事件，兩名作者一方面試圖追尋整個悲劇的真正源頭，亦即長期無法被控制的販毒問題，尤有甚者，他們還進一步認定所謂「墨西哥毒品戰爭這個詞彙其實嚴重誤導了大眾視聽，在創造這個名詞同時，大眾的視線因此從美國人身上挪開了，這讓美國人得以看著格蘭德河另一邊發生的血腥事件，彷彿那是另一個世界，…只有墨西哥該為此負責」，相反地，正如本書副標題所明示的一般，他們想探討的是「美國與墨西哥如何共同製造了這場戰爭」。 事實上，這觸及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長期爭議。 根據研究顯示，全球共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國家存在毒品貿易問題，年交易額近一兆美元，濫用毒品最嚴重的國家是美國，估計每年消費非法毒品總額近兩千億美元，一方面「廣義吸毒者」（包括少量吸食與長期上癮者）約占全國總人口兩成左右，至於美國人所吸食的毒品有九成來自拉丁美洲。那麼，誰該為這個問題負責呢？美國人認為這是「生產者」的問題，正是拉丁美洲出口的毒品傷害的美國的社會，但拉丁美洲則認為是「消費者」的問題，「如果沒人消費，生產者又要賣給誰呢？」 弔詭的是，墨西哥既非主要消費者（是美國），亦非主要生產者（是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不過是由於美國對毒品的龐大需求加上「地利之便」，因此成為毒品的天然銷售通道。更何況還有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表面上，這個協定似乎回應了全球簽署貿易協定的浪潮，實則是美國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裹脅墨西哥成為它對抗歐盟整合的工作，甚至由於雙方發展實際差距甚大，這個貿易協定還建立了一個極度不平等的貿易夥伴，一方面讓生活在貧困中的墨西哥農民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以「自由」為名所解除的管制更為毒品在美墨邊境的流動開啟康莊大道。如果僅僅聚焦毒品氾濫問題，美國何嘗不是自食惡果？ 最後，談到毒品，科特萊特（David Courtwright）早在《上癮五百年》（Forces of Habits）書中詳細論及人類深陷麻醉性藥物與食品中的前因後果；關鍵是，我們究竟該如何去面對它？ 二○一三年，拉丁美洲的烏拉圭成為全球第一個讓大麻合法化的國家，由於其革命性的政策作為，總統穆希卡（Jose Mujica）因此被提名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競爭，烏拉圭也成為《經濟學人》雜誌第一次選出的「年度代表國家」。事實上，穆希卡總統決不認為此舉可以打擊或壓制大麻濫用，他的理由只有兩個，首先是「如果禁止根本沒用，何不想想其他辦法？」更重要的是，「我的國家有十五萬人有吸食大麻習慣，我絕不能讓他們成為販毒者綁架的對象！」 或許，除了一昧地將毒品視為萬惡根源，如果真想解決這個問題，人類還是應該負責任地面對問題並找到真正有意義的政策創意。 本文收錄於好優文化出版之《毒梟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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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晚餐、抹香鯨與美國的崛起
「燭光」晚餐 話說，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在燈光好﹑氣氛佳的燭光下享受過美好的晚餐時光。相信不少人不論是到外面的餐廳用餐，或是在家裡自己點起輕盈搖曳的小蠟燭，都有過和情人享受這樣的美好時光。 不過，有趣的是，講到「燭光」的歷史，不得不提到抹香鯨！ 在台灣，或許很多人講到抹香鯨，腦袋中出現的畫面大概就是 2004 年的時候在台南的路上爆炸的場景，再加上最近（2015 年 10 月）有新的大隻抹香鯨「登台」，讓抹香鯨「難搞」的形象可能更揮之不去。但自以為鯨騎士的我（趴在那抹香鯨上面的人就是我。當時為 2004 時和大家一起處理那隻爆炸的抹香鯨），覺得應該來替抹香鯨揭開一些較不為人知的歷史。 在現在的社會中，晚上的時候依然燈火通明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也有不少人專門會去尋找絕佳的地點來看城市的夜景。但是，這在「古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要太陽一下山，幾乎就是伸手不見五指了，大概可以想像今年蘇迪勒颱風所破的停電紀錄，很多地方都是黑壓壓的（恩…大概就不止是內湖和南港了？！）。 相信不少人對於：三更半夜，小心火燭！這句台詞都不陌生（腦中可能還有著敲鐘的聲音）。但大家有想過「蠟燭」的起源和背後的歷史嗎？蠟燭在還沒有電及燈光給了我們夜間光源的「史前」時代可是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詳細的蠟燭歷史就交給專業的歷史學家來替大家說故事，不過這邊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西元前早期的蠟燭歷史中，鯨油（尤其是抹香鯨頭部裡的「鯨腦油（Spermaceti）」）就已經在一些地區被拿來當早期的蠟燭原料了！ 而由抹香鯨的鯨腦油所製作而成的蠟燭的品質可說是數一數二的，也因此當 1860 年在倫敦的 Metropolitan Gas Act（大都會煤氣協議）首次嘗試要定義蠟燭的亮度（燭光 candlepower）就是用抹香鯨的鯨腦油所製作的蠟燭： 重量六分之一磅（約 76 公克）純的鯨腦油蠟燭在每小時燒 120 格（grain，約 7.8 公克）所發出的亮度。 雖然這燭光亮度在之後被重新定義了好幾次，但是這鯨腦油蠟燭還是和最新的亮度單位（Candela 坎德拉）相去不遠：1 「鯨腦油」燭光約為 0.981 坎德拉。 雖然現在市面上大概很難找到（或是已經沒有了？）由鯨腦油所製作而成的蠟燭了，但是在下次的「燭光晚餐」中，不一定要談到可能會讓大家吃不下飯的爆炸抹香鯨，而可以聊聊你們面前的蠟燭，說不定就是抹香鯨的鯨腦油蠟燭！或許也是個在餐桌上不錯的聊天話題？！（我想大概很多人都不會理我，會覺得為什麼要在晚餐約會的時候講鯨魚…？） 好吧，如果覺得鯨魚的燭光晚餐不夠有趣，那我們來談談抹香鯨如何犧牲小我，而完成美國近代的「大我」！ 抹香鯨成就了美國，而石油救了抹香鯨？！ 從國家的概念來看的話，說捕鯨業是美國第一個主要的產業，也因此而造就了現今的美國，或許一點也不為過？！ 而講到抹香鯨，全世界最著名的抹香鯨大概就是十九世紀中期在梅爾維爾（H. Melville）筆下的 Moby Dick （1851 年【白鯨記】）。抹香鯨會成為【白鯨記】的主角，從人類和鯨魚的互動歷史上來看，或是說從十九世紀當時的美國社會來看，基本上可以說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美國的商業捕鯨活動大約從十七世紀中期開始。 在這之前，這些新大陸的人們基本上就是利用擱淺的個體，而通常這樣的一隻大鯨魚的肉和豐富的油脂等都會在當地的居民間分配（雖然不一定會吃鯨魚肉就是了）。而漸漸地人們意識到在這些體型龐大的鯨魚背後也是一樣「龐大」的經濟利益，美國沿岸的捕鯨活動大概就在約【白鯨記】誕生的兩百年前（1650 年代左右）正式開啟。 人們開始在海邊駐點，只要一看到任何有鯨魚的跡象或是動靜，在簡易瞭望台的人員馬上會大喊：有鯨魚或是鯨魚來了！之類的話。而其他在岸邊等候已久的人也馬上上緊發條，腎上腺素激增的全身興奮也緊張了起來，立刻將那小型的捕鯨船推入海中，開始追捕那海中巨獸。 不論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更多的財富，這都是一場賭上身家的「遊戲」。 雖然無法和二十世紀的捕鯨效率相比，而且危險性（恩…傷亡及死亡率）也極高，但是過了大約半個世紀後（十八世紀初期），沿岸的鯨魚數量已經沒有辦法滿足他們的需求，遠洋捕鯨是勢在必行的了。 從這時候開始（大約距今兩百年前），美國的捕鯨業開始了大航海時代。掌握及控制全球的經濟活動，並且開啟所謂的「美帝」霸權，或許該從這裡談起。 怎麼說呢？ 目前全球主要的經濟活動及命脈在很大的程度上，基本上都受到石油的影響，但是整個「石油產業」大概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左右開始發展起來。而在這之前，最重要的「油」，基本上就是「鯨油」了。 而美國東岸的一個小島：Nantucket（南塔克，美國麻州 Massachusetts）也在當時成功的崛起，因此成為了美國捕鯨業的代名詞。從南塔克的「島旗」就可以一窺捕鯨業和抹香鯨對他們有多重要了！ 南塔克（Nantucket）這名字或許大家會覺得有點陌生，但南塔克就是【白鯨記】所「取景」的地方。而值得一提的是，大家所熟知的或常喝的「星巴克（Starbucks）」也和南塔克有點關係。 或許對於星巴克比較熟悉的人已經知道「星巴克（Starbucks）」這店名的由來是取自【白鯨記】中的一個角色（M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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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的空氣：工業污染如何毒死一座美麗小鎮
作者：瑪格麗特‧赫弗南 Margaret Heffernan （BBC節目製作人） 從任何地方去蒙大拿州的利比鎮（Libby）都非常遠。 利比鎮距離北邊的加拿大六十五英里，到首府海倫娜（Helena）要七個小時的車程，最近的大城市是華盛頓州的斯波坎（Spokane），開車要三個半小時。但是越過愛達荷州的邊界進入蒙大拿州後，鄉間的風景美得讓人屏息，凱比奈特山（Cabinet Mountains）從冰湖拔起聳入雲霄，密密麻麻的針葉林滿布，這是最典型的美國：浩瀚的天空、原始粗獷的景色。 利比鎮的人總是說，到這裡之後，你就不覺得遠了。這個鎮上只有兩千五百名左右的居民，但是他們將這裡打造成一個大家都嚮往的地方，他們引以為傲的利比式歡迎很溫暖，他們並不是因為人少所以看到你很高興，而是很高興你夠幸運可以跟他們一起享受這個鎮的美。飯店的遊客指南說，利比鎮的資產有「純淨的水、清新的空氣、美麗的景色，大自然的遊樂場近在咫尺。」但我認為它最大的資產是這裡的居民。 堅毅是大家最常用來形容利比鎮的詞，因為在這個美麗的小鎮生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一直到一九二○年代以前，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以伐木為生，這是個危險的工作，而且有季節性，要支撐起一個家庭非常辛苦。所以，當山裡發現蛭石這種礦產後，一切都改觀了，終年都有工作，有些還是室內的工作，蓋拉還記得她的父親派利在那裡找到工作的那一天，因為正好是她的生日。 「我的父親在一九五四年之前是沒有工作的，」蓋拉回憶，「那一年他很不順利，有一天，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七日，他突然回家說要給我一份生日禮物：他找到工作了！」 蓋拉看起來就像山中的人，淡金黃色頭髮和白皙的皮膚，挪威的血統非常明顯，但是她深知自己屬於這裡，她的父母在她兩歲時搬到利比鎮，在工作上一直不順利，直到有人發現了上天賜與的礦產。派利熱愛他的工作，熱愛這裡的人，喜歡那種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感覺，最重要的是，能夠有穩定的收入、社會福利以及退休金。他一開始是磨石廠的清潔工，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去開大卡車，但是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帶給這個家庭一個安全穩固的未來。 Universal Zonolite 公司製造房屋隔熱原料、水泥、牆板、屋頂，甚至土壤改良劑，全美國百分之九十的原料都來自利比鎮，雖然員工只有大概一百人，但是感覺上是很重要的工作，是美國成長的推手，而且在那裡工作可以享有一些特權：在一九五九年，派利對於公司每年免費提供的X光檢查就非常引以為傲。 「父親對於他的工作非常開心，」蓋拉記得，「所有的男人都熱愛礦場的工作，那裡就好像兄弟會一樣。父親很喜歡操作機器，一路開到山頂將路鏟平，冬天時，我們都會祈求下雪，這樣父親就可以領到雙倍的薪水。」 三年前便開始出現對於礦場安全的疑慮，那是國家健康部門的工程師班傑明．韋克（Benjamin Wake），在礦場中進行了一項測量空氣品質的衛生研究，結果發現空氣中充滿粉塵，真空泵浦的過濾器不斷地被阻塞，這不只是像公司對大家所宣稱的「討厭的灰塵」；但是派利並不知道，因為沒有人告訴他。 「空氣中的石棉已經達到有毒的程度，」他寫道，「吸入這些石棉粉塵，不久後應該會導致肺部纖維化。」 雖然石棉的毒性在一九六四年尚未完全確立，韋克已經知道石棉吸入性肺病「是一種會持續惡化，而且難以復元的疾病」。他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二年三次回到礦場，每一次都建議要改善通風系統及工作環境，維護工人的健康，但是石棉的濃度卻不斷升高，而工人的數目也增加到一百五十人。沒有人告訴這些工人他們呼吸的是什麼東西，會有多危險，雖然國家當局已經在監控礦場，但是除了對公司的高層外，並沒有將發現公布給任何人。 公司的X光（派利引以為傲的免費大禮）印證了韋克的預測：一百三十名接受X光檢查的工人當中，有八十二名已經出現肺病的徵兆。但是，沒有人告訴工人和醫生任何事情。 一九六一年，蓋拉嫁給了蓋瑞（Gary Svenson），他當時在軍中服役，但是返家時也會到礦場工作，跟派利不同的是，蓋瑞痛恨這個工作。 「蓋拉的父親在我返家時在那裡找了個工作，我不喜歡，不喜歡那裡的灰塵。你把礦石裝袋，丟到地上時，灰塵就跑進鼻孔，我們有拿到口罩，但是沒有人戴，因為不到十五分鐘就完全堵塞了。」 蓋瑞只在礦場待了四個月，便轉行去賣車了。 同年，W. R. Grace這家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大公司買了礦場，產量大幅提升，那時，醫療當局和公司都已經知道石棉是有毒的，而利比鎮的蛭石遍布全國，W. R. Grace公司所生產的Monokote 這種注射式防火凝劑無所不在，包括著名的世貿中心的鋼骨結構全都塗上了這種防火材。 當時（一九六九年）全球在石棉方面居領導地位的當局估計，從事這些防火材注射工作的人不會活超過二十年，但是利比鎮上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一九六九年的一項測試顯示，磨石廠的一根煙囪每天大約排出兩萬四千磅的粉塵，其中石棉的含量高達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利比鎮有好多煙囪，而且數量不斷增加。 但是派利在工作上的喜悅並沒有增加。一九六四年，他去看醫生，發現心臟有問題，必須換一個輕鬆一點的工作，當時他才五十二歲，但是管理階層仍幫他在礦場找了一些較輕鬆的工作，每當他胸痛得很嚴重的時候，礦場的朋友都會過來幫忙。 蓋拉告訴我，「他說：『我好幸運，我的心臟出了毛病，他們還讓我繼續工作。』他真的很感謝公司。蓋拉會幫忙父親上樓梯，幫他拿工具，大家必須一直幫他，因為他已經無法走路，兩級樓梯也爬不上去。他最渴望的就是能夠工作滿二十年，領到退休金。但是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他的胸痛變得愈來愈嚴重，後來得到肺炎，開始請假。」 一九六九年，礦場經理艾爾．羅維克（Earl Lovick）針對他的員工進行了一項研究，透過精確的統計，他發現「年資一到五年的員工有百分之十七疑似有肺病，這個比例在年資十一年的員工則明顯高出許多（百分之四十五），二十一到二十五年的員工則攀升到百分之九十二。」 那時候，派利已經在礦場工作了十五年。一九七一年，羅維克戒菸，並進行了肺部手術清除肋膜斑，但是他的工人仍繼續在礦場中工作，不知道自己所面對的是什麼，有多危險。派利在五十九歲時過世，差五天就可以領到退休金，而蓋拉從此便開始懷疑事情不對勁。 「讓我起疑的是對於父親悲慘的死，公司連一張卡片都沒有寄來。我開始調查，並跟朋友談起父親和另一名四十九歲便過世的人。我想也許W. R. Grace公司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是石棉。」 當時蓋拉在電力公司擔任抄表的工作，白天時她挨家挨戶地拜訪，跟每一個人交談，令她驚訝的是，竟然有那麼多人都在家，坐在後院，戴著氧氣筒。她跟愈多的人談過之後，便愈了解W. R. Grace公司是如何付錢打發他們，私下和每個人簽訂不能揭露的協議。而這些人都曾經在礦場工作。 「後來，我母親生病了，她跟一名律師談到我父親的事，他聽到母親咳嗽，並要求看她的病歷。律師回電給母親告訴她，她得的是典型的石棉肺。她已經在這個醫院看病好幾年，那些幫她治療肺炎的醫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告訴她。」 「我記得有一次，當時父親還在世，母親因為摔斷腿住院兩個禮拜，醫生幫她的腿照了兩次X光，還有九次的胸部X光！W. R. Grace祕密地在進行研究，透過這些胸部X光來了解這種病的發展。問題來了：她從未在礦場工作過！」 瑪格莉特從未在礦場工作過，但是這不重要，當派利每天從礦場下班回家擁抱他的太太時，帶著滿身的灰塵，家裡和車裡滿是他所帶回來的灰塵，根本不需要到充滿石棉的礦場工作，便會罹患疾病，每個人都有罹患的風險。 W. R. Grace在一九九○年關閉礦場，因為產品銷售下滑，加上愈來愈多的債務，生意已經做不下去了。但是，W. R. Grace與利比鎮的關係並未就此結束，公司知道（幾十年來一直都知道），他們對於前員工和前員工的家庭還有好幾十年的責任要負。 W. R. Grace公司以十萬美元跟蓋拉的母親達成庭外和解，但是她最後只收到六萬七千美元；然而，蓋拉將母親生前所有的醫藥費加起來，總金額超過一百萬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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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不再是夢，世界該何去何從？
生於 1971 年聖誕節的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上個月宣誓就職成為加拿大總理。對於國際左派來說，他是政治彌賽亞——種種時髦的左派理想，他都支持 ：他打算提高稅率，增訂環保法規，大麻合法化。關於大麻，他不只支持除罪化與合法化，他自己也抽，而且不光在大學裡抽，還在當議員的時候。 網路上流傳著種種有關於他的趣聞軼事。例如，他曾在一個慈善晚會上表演脫衣舞。他是左撇子、擅長左勾拳，曾經跟一位保守黨參議員單挑，而且擊敗了他。他的父親也是加拿大總理。母親曾經跟美國演員傑克‧尼克森、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約會。但對我來說，最有趣的事，是他兩三年前曾經說過的一些話。別人問他，他最欣賞哪一個國家，他回答：「中國。」原因？他表示：「他們那種基本的獨裁制度，讓他們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裡把經濟搞起來。」 杜魯道的競選策略無疑很成功，讓長期在野的自由黨從民調第三名，一躍成為國會中的多數黨，這也許會令他對於民主制度的信心稍有恢復。但西方世界一位高層政治人物居然對於獨裁國家表達這樣的崇敬，實在令人吃驚——尤有甚者，他不是唯一的一位。假如你現在旅行到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就會發現這裡對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念與堅持，已經大不如前。 不久前，我在布達佩斯，與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的代表晤面。奧班先生的政治思考與杜魯道先生大不相同，但對於西方政治模式的思考，也達成與杜魯道先生類似的結論。他自稱是「不支持個人與言論自由」（illiberal）的人物，他表示：「今日的顯學，是了解為什麼非西方、不支持個人與言論自由、非民主自由的國家，還是可以成功。」他曾說：「國際分析家心目中的熠熠明星，乃是新加坡、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他說的這些「明星」也許不再耀眼，但是世界不再以美國為中心的這個想法，或者更重要的，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再吸引人的看法，明顯在許多國家流行。 奧班與他的支持者對美國十分藐視。我當時剛好站在匈牙利國會的雷根肖像前，一位總理助理對我表示，雷根是美國最後一位像話的總統。他提醒我，美國戰勝蘇聯，解放科威特，已經是三十年的事情。從那以後，世界經歷了金融海嘯（破壞了美國在經濟上的威信）、伊拉克戰爭、敍利亞、烏克蘭（破壞了美國在地緣戰略上的領導地位）；國會山莊兩大政黨彼此扞格、互不相讓（破壞了美國政治模式的公信力）。助理高聲對我說，美國人現在想選出唐納德‧川普當總統。他手指著美國大使館：「現在美國大使只對於我國政府高層是否有人想要參加布達佩斯的同性戀遊行感興趣。」他說，美國根本是個笑話。 我不認為美國是個笑話。美國在許多科技領域上仍然領先群倫。世界上最聰明的天才、最優秀的人材仍然想到美國去發展。美國的大學仍然在世上屬一屬二。如果我不幸在地球某個法治蕩然的角落被匪徒挾持，英軍又不能救我時（在撙節政策之後，英國戰力已經大不如前），我能期待來救我的，是美國大兵。但毫無疑問的是，世界上有許多人像杜魯道與奧班一樣，對於美國模式的信念已大不如前。 在最近一份 Legatum 智庫所做的民調裡，50% 的印度人認為下一代會比上一代更聰明、更安全、更健康。這種樂觀的態度，到泰國降低為 42%，到印尼成為 39%，在巴西是 29%，英國是 19%，德國是 15%，而最低的是美國，只有 14%。美國夢的國度已經不再做夢。 美國夢的恢復，不只是恢復美國的經濟競爭力而已，更是要恢復美國、其他熱愛自由盟友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盎格魯撒克森、歐洲與日本的資本主義繼續呈現出相對的衰落跡象，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繼續趁勢崛起，受損害的，將不只是西方的繁榮與富庶。擁抱民主、法治、人權原則的國家，必須富與強，才能激發發展中新興國家仿效。 徒手殺豬、親手灌香腸的奧班先生，不再相信美國。不怕骯髒的他，跟俄羅斯、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做生意，以促進匈牙利的利益。世界的未來，美國也許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在許多國家心中，它已經不再是關鍵、翹楚。世界依然需要新的領袖。一位新總統也許會讓美國再度成為值得模仿的對象。誰能夠說服三分之二的美國公民，走錯路可以重來？未來一年，我將前往美國採訪總統大選，尋找那一位可以改變世界、改變美國的領袖人物。我沒有期待，只能希望。 本文作者為Tim Montgomerie（泰晤士報），原文參照：http://www.thetimes.co.uk/tto/opinion/columnists/article4604886.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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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衛國家！」：人體試驗的暗黑史（二）
把「國家安全」或「國家面子」置於人民的福祉之上，整個國家是多麼的醜惡啊…… 醜惡的疾病，醜惡的人心 梅毒對多數人來說，是個只聞其名、不知其貌的疾病，事實上，這難以啟齒的性病沒有想像的這麼稀罕，單在2014年，就有將近7000名台灣人染上梅毒而求診。而梅毒的病徵變化多端，長久以來讓許多醫學家、歷史學家著迷。難以確診的特性，讓它有了個響亮的外號－「偉大的模仿者（Great Imitator）」。梅毒初期會造成生殖器潰瘍、全身性紅疹，末期患者會長出梅毒肉瘤、摧毀患者的五官，侵入中樞神經，扭曲病人的心智，隨著病情加重，病人的尊嚴和靈魂也跟著消失殆盡…… 僅管梅毒和人類從數百年前就一路纏鬥至今，但最早發展出來的藥物是現代人聞之色變的劇毒重金屬－水銀，當時的醫師不僅會把水銀抹在潰瘍處，更會讓病人攝取水銀，希望內外夾攻之下，能夠治好梅毒，但可惜的是，這種以毒攻毒的療法，水銀的毒害通常比梅毒還要嚴重。 1932年的美國政府，為了觀察梅毒在人體上的惡化，啟動了「塔斯基吉梅毒試驗」，邀請非洲裔的梅毒患者加入科學研究，計畫內容要求病人定期回診、抽血，但不給予藥物。不給藥很殘忍嗎？其實在二戰之前，幾乎沒有藥物可以對付梅毒 [註1]，面對惡疾，醫師也只有束手無策罷了。 時光流轉，世界陷入烽火，戰前由亞歷山大·弗萊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所發現的青黴素 [註2]，其療效在戰爭的催化之下迅速擴大。醫師們挾著史上首支抗生素向微生物們宣戰，青黴素猶如魔術子彈般地，一個個撂倒那些知名的疾病。1943年，首篇用青黴素治療梅毒的動物實驗報告出現了，同年的冬天，美國紐約的約翰·馬奧尼（John F. Mahoney）醫師等人，發表了用青黴素治療梅毒病人的臨床報告。青黴素逐漸成為治療梅毒的標準療法。 全世界的梅毒標準療程正在改變，但詭異的是，美國的衛生機關完全漠視塔斯基吉梅毒試驗受試者的治療權益，任憑他們將梅毒傳染給配偶、子嗣，慢慢的因病痛而死亡。1945年，同盟國的軍隊攻入納粹集中營，揭開了慘無人道的恐怖實驗。震驚之餘，醫界展開了檢討，在1947年提出了「紐倫堡公約」的聲明，主張實驗主持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傷害受試者。 剎那間，放任國民生死於不顧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成了官員們的燙手山芋，要選擇公開和道歉嗎？當時的官僚們選了他們最擅長的作法－「掩蓋」，數百位公民的生命，被政府官員掩埋在公文堆裡，隨著官員們的上班、下班，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受試者們逐漸的死去…… 在「國家安全」和「國家面子」之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二戰結束，揭開了鐵幕的年代。冷戰的威脅讓美國政府感到強烈的恐懼，強烈到政府決定拿國民當白老鼠，開始測試自家的生化武器…… 50年代，一艘神秘的小船緩緩地駛近舊金山海灣，船上放出像是燃煤的白煙，氣體和水氣結成薄霧，裊裊地朝著岸上的城市飄去，船隻上的海員從港邊釋放特殊的細菌，試圖讓城裡的居民受到感染。實驗非常成功，細菌擴散到灣岸的城裡，感染了許多人，數日後，多位民眾因罕見的細菌感染住進醫院，一位市民死亡。 60年代，黑衣男子潛入紐約市地鐵，將實驗室開發的特殊細菌，滴在車廂的燈泡上，再悄聲地離去。列車緩緩地駛出車站，炙熱的燈泡慢慢地將神秘的水珠蒸散，特殊的微生物隨著蒸氣而散布到擁擠的車廂。不知情的乘客一口口吸進了充滿細菌的空氣，上萬名過著跟你、我一樣生活的紐約客，帶著細菌離開了車站，通勤的旅客變成了數量龐大的活動感染載具，整個紐約市變成了巨大的細菌之城。 上述的情節並非來自科幻電影，主導者也非邪惡的保護傘公司，而是在冷戰期間，雙眼被「國安」意識蒙蔽的美國政府。 由於對新式的戰爭懷著巨大的恐懼，美國從二戰結束後開始進行許多特殊實驗，但實驗的受試者以及方式卻大有問題。器官移植領域的開拓者－法蘭西斯·摩爾（Francis D. Moore）醫師（請見【科學簡史】–器官移植（一））就曾在回憶錄裡言道： 「在擔任衛生署顧問期間，我目睹到了政府主導的有違倫理人體試驗。政府正在研究能夠讓人神經錯亂、陷入瘋狂的毒氣，他們找了一群年輕大兵來試驗。我大為震驚，但官員們振振有詞地說道：『國家安全需要防範於未然！』……後來那些志願的年輕人們，有些發生情感問題，有些開始催殘自己的身體……」。 冷血的官員們視「紐倫堡公約」和「赫爾辛基宣言」於無物，他們的眼中只剩下國家安全和面子，百姓的生命就只剩下了統計上的意義而已。 摩爾醫師的自傳裡寫了一段有意思的話：「政府會承認百億元的虧損或超支，但如果少數人因政府而受傷或死亡，它們通常會選擇－『掩蓋事實』。」 正義的叛徒 僅管美國政府努力掩蓋，仍有許多具有爭議性的人體試驗走漏風聲，包括上述的生化恐怖攻擊實驗、放射性物質對人體的影響實驗等，社會輿論持續地對政府施壓，但最終撂倒美國政府的卻是一名來自官僚系統裡的叛徒，一名有良心的叛徒。 1972年以前，沒多少人聽過彼得·邦司頓（Peter Buxtun）這名律師的名字。60年代，邦司頓先生在公共衛生服務部工作時，意外地發現了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的內容，他決定依從自己的良心向上舉報。從60年代起，邦司頓先生一再地循正常的管道向高層反應，但都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敷衍、安撫。面對巨大的政府機器，邦司頓先生無力抵抗，他需要更強大的力量。 1972年7月，邦司頓先生走向了媒體，揭發試驗的內幕，隔日更登上紐約時報的頭版，全國為之譁然。美國國會召開公聽會，邦司頓先生在會上的證詞，證實了美國政府竟會允許如此非人道且充滿種族歧視的人體實驗進行，數百位國民在政府的默許之下痛苦地死去。一系列保護受試者的法案在數年內被通過，建全了人體試驗的整體環境，邦司頓先生這名遵從良心的叛徒，卻是人體試驗發展史上的聖騎士之一。 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的終結 檢視這些在美國發生的非人道實驗，顯示了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當實驗僅由科學家把關的時候，易受傷害的族群就有可能會遭受到有違倫理的對待。 讓我們回到1974年的美國。邦司頓先生揭發的新聞掀起了一連串的效應，政治壓力催生了國家研究法（National Research Act/ Public Law 93-348），規定所有的人體試驗，都必須經由試驗倫理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以下簡稱IRB）審查許可，而IRB的組成，將會包含法律、倫理道德和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多方面的觀點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 那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的受害者呢？ 據評估，加入實驗的四百多人當中，約有100位患者死於梅毒，約40位妻子被丈夫傳染，而將近20名嬰兒一出生就罹患梅毒。1972年，這個長達40年的不人道的實驗，終於被中止了，但直到1997年，柯林頓總統才公開道歉，距離實驗開始的那一刻起，已經65年過去了，當年的倖存者，早就所剩無幾…… 易受傷害族群 爭議行為 案例 兒童 不當影響 2011年，一名國中老師在未徵得同意的情況之下，擅自量測學童腦波 社會階級較低 高壓強迫 納粹集中營的低溫人體實驗 經濟貧乏者 不當影響 塔斯基吉梅毒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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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週刊】第三十三號：奇異恩典與非洲奴隸的糾結
即便你不是基督徒，但你一定聽過一首著名的基督教聖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這首歌自創作以來不斷有人重新翻唱，甚至2007年還有一部同名電影上映，講的是英國廢除黑奴法案的其中一段歷程。 那部電影以當時力排眾議、主張廢除黑奴法案的英國國會議員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為主角，講述他如何在統合並抗衡各方勢力的最後，成功使得英國政府於1807年禁止非洲奴隸買賣，為後來1833年英國宣布黑奴貿易非法的舉措奠下重要基礎。 如果你有看過電影，你可能還記得片中有個叫做約翰牛頓（John Newton）的牧師，他是激勵威廉威伯福斯的重要角色。事實上，約翰牛頓就是創作《奇異恩典》這首詩歌的人，而這首歌與他本人和當時的黑奴貿易著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約翰牛頓生於1725年的倫敦。由於母親早逝，他從11歲的時候便隨著做為船長的父親一同出海。1744年的時候，他在一艘軍艦擔任見習生，卻因為極度地不適應而嘗試逃走，不料卻還是被抓回來接受嚴厲的處罰，並從見習生降級為一般的水手。 後來他自行請調至一艘奴隸船工作，於是他便開始從事黑奴貿易，往返現今非洲的獅子山共和國以及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由於他一直處於惡劣的工作條件，也時常遭到虐待（當然船上的非洲奴隸們可能又是遭受更不人道的對待），他的父親在1748年出面解救了他，甚至在退休之後讓牛頓獨當一面成為船長。在那之後，他仍繼續從事黑奴貿易，一直到1755年他大病一場之後才不再回到海上。 回到陸地上的牛頓開始一邊做潮汐調查員，另一方面他開始學習神學，最後甚至在1764年成為一個牧師。這段學習的經歷對他來說相當重要，因為他開始反省過去的所作所為，而反省從事黑奴貿易的那段歷程甚至是後來他創作《奇異恩典》的主要靈感來源。1767年一位詩人William Cowper搬到了他所傳教的地區Olney，兩人除相互討教神學之外，也共同合作完成了數百首詩歌。根據統計，截至1779年為止Cowper創作了68首詩歌，而牛頓則完成了280首。在《詩歌》中便收錄了牛頓當時創作的幾首，包含66首的《耶穌這名甜美芬芳》、247首的《驚人恩典何等甘甜》以及396首《當我不見基督容華》。當然他最出名的還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奇異恩典》。 《奇異恩典》的旋律起源已不可考，但牛頓的靈感來自於他還在奴隸船工作的時候，曾聽過非洲奴隸哼過這樣的曲調。也因此有人認為它和早期美國社會的某些傳統歌謠有其相似性，後來從英國傳過去的時候也很快地於美國黑人教會流行起來。說來有些諷刺，牛頓創作這首詩歌的時候是為了懺悔過往的年少無知，是故在第一節中他使用了「無賴」（wretch）一詞來描述自己。他後來在接受其他人訪問的時候也表示，現在看到許多不明白這首歌背景的黑人唱著wretch，總覺得有些奇怪。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此外，前文提到這首詩歌曾經過多人的翻唱，現在我們比較常聽到的版本和當初牛頓在1779年的創作已經不太一樣。或者可以說，《奇異恩典》是個歷經多年、由許許多多的人所完成的集體創作。當然牛頓當時的版本至今仍被完整的保留下來，大家可以聽看看和自己熟悉的版本有什麼不同。 除了做為基督教的詩歌，《奇異恩典》也被視作是流行音樂般的傳頌著。第一位將這首歌拿到流行樂壇來唱的是英國女歌手Judy Collins。她發行這首歌的1971年碰巧是美國正在亞洲打越戰的時候，於是這首恍若得以救贖眾人的歌曲就從歐洲紅到美國，很長一段時間都停留在排行榜上。 而他在電影中激勵國會議員威廉威伯福斯的橋段確有此事。他雖然在成為牧師之後致力於推動廢除黑奴運動，卻因為自己過往的經歷而始終無法原諒自己。於是1787年在他脫離奴隸販子的身份34年後，他選擇出版了《論非洲奴隸貿易》（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一書，向大眾坦承他曾經是奴隸船的船長。 「這是一個錯過時機太久的懺悔，這永遠會是我羞辱的提醒。我曾是個活躍的奴隸販子，至今讓我想來都還是會顫抖。」 這本書影響深遠，使得許多販賣奴隸的基督徒商人改行，而威廉威伯福斯也受到此書的啟發甚深，最後他們還成為了摯友。只是正如我所說，由於《奇異恩典》是牛頓懺悔自身的過往而成就的作品，所以雖然他與威廉威伯福斯在廢奴運動上做過這麼多的事情，他卻從未在運動中的任何場合使用《奇異恩典》。 最後，僅以約翰牛頓的墓誌銘，為《奇異恩典》與黑人糾纏不清的故事做個小結。 約翰牛頓，神職人員。 曾是個不信、放蕩者 是非洲奴隸的奴隸； 藉著救主耶穌基督豐盛憐憫的保守、赦免， 並被派定去傳揚他曾長期致力毀壞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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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鯨記】鯨魚如何改變了日本的歷史
台灣在 1913 年的淘鯨初體驗，和 1920 年的重起爐灶，都是在日治時期底下的產物，淘到的「鯨」基本上都算是日本的，而台灣還不算是真正有從淘鯨中獲得直接的利益。 （這樣講好像也沒有很適合，以當時來說，從台灣的內地 – 日本的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家人囉：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我的東西…嗯，還是我的！） 對於這種國家主權周邊海域的淘鯨主導權，或是其他漁業在經濟海域界線的區分，在早期大致是沒有任何限定，就看誰有能力可以到天涯海角淘「鯨」，或是在這似乎無窮無盡的海上礦場盡情淘金，或許因此有了所謂的大航海時代： 想要我的寶藏嗎？ 想要的話可以全部給你，去找吧！ 我把所有的財寶都放在那裡！ 海賊王 哥爾．羅傑 隨著對於世界盡頭的冒險與探勘，現在的我們似乎可以將整個世界都掌握在手中，只要智慧型手機一拿出來定位，馬上知道我們處在世界上的那一個地理位置。而各個國家也開始對於自己在這世界中實際所掌控的國土大小，錙銖必較，尤其是像是那種遠在天邊、長期無人聞問的小島，本來沒有人要去理他們，但是現在，因為牽扯到國土的延伸，以及所帶來的資源，大家開始各說各話，闡述為何這是自己的地盤，甚至可能不惜一戰！ 或許，這當日本還窩在自己的小宇宙的時候，對此就開始有了深刻的體會。 十九世紀中期，日本還在持續已經有兩百多年之久的鎖國時期（開始於 1633 年的第一次鎖國令），而他們的淘鯨領域只有在自己的沿海地區，並沒有追著鯨魚到天涯海角。 但沒想到，已經有其他人淘鯨淘到自己家門口了！ 如我們在「燭光晚餐、抹香鯨與美國的崛起」中談到的，美國在當時可以說是主要的淘鯨霸主。而他們的觸手也已經伸到了天涯海角，不是只有侷限在美國周圍的海域淘鯨。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時候（1850 年代，也大概就是梅爾維爾 1851 年的【白鯨記】和大家見面的時候），大概有三百艘美國的捕鯨船在北太平洋西岸淘鯨！（也就是大概從台灣、日本一路往北延伸到白令海峽 Bering Sea 的範圍） 從北到南，美國的淘鯨大軍都有不同的主要目標：北太平洋較高緯度的地區，主要是針對露脊鯨，中緯度主要淘大翅鯨，而較低緯度的主要淘鯨對象為抹香鯨。 也因此，在這麼多的美國淘鯨船中，不免會有船難的問題需要救援，或是有食物的補給等需求，美國也因此前來日本，敲開那鎖了兩百多年的大門（日本當時雖然是鎖國時期，但並不是完全的對外封鎖，還是有和像是中國、朝鮮、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等有貿易的往來）。 而在長期前往天涯海角淘鯨的磨練下，美國的海上戰力當然是不同小覷。也因此，當時在 1853 年由 Matthew Perry（馬修．佩里）所帶領的船隊，要來日本打破他們的鎖國時期的時候，基本上有非常堅決的決心，日本不乖乖聽話的話，就準備開打！ 這就是日本歷史中，著名的「黑船來航（くろふねらいこう）」事件。 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1633 年第一次的鎖國令 – 1854 年和美國簽訂了和親條約）的「鎖國」時期，就在這樣的淘鯨背景下，被解鎖了！ 有歷史學家甚至因此半開玩笑地說，鯨魚是促進美日兩國友好的媒介。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whale was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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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能夠拯救民主嗎？
在臺灣，選舉罷免法規定選前十天不得公布民調，以免影響選舉結果。民調已經是現代選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在美國與臺灣都是如此），美國也將在今年進行總統大選。為此，《紐約客》作者Jill Lepore去年十一月，撰寫了一篇文章〈政治與新機制：從民調到資訊科學的轉變對民主的意義〉（Politics and the New Machine: What the turn from polls to data sciences means for democracy），介紹了民調的發展史、以及民調對民主制度的影響。回顧這段歷史，也許會給今天的我們一點啟發。 讓我們回到一個世紀前的美國，從1908年說起吧。 如果1908年時，你是一名年滿21歲的美國男性，那麼你就會收到報章雜誌寄出的選票，圈選好之後，你得把選票寄回該媒體，之後才會轉給政府。 因為如此，發行地遍布全美的雜誌《文學文摘》在選舉結果正式公布前，就預測了大選的選舉人票票數[1]，並率先推算出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會是新的白宮主人。這被一些人視為民意調查的濫觴。 在接下來幾年內，《文學文摘》連續多次命中總統大選結果。但在當時究竟需要調查多少人，才能獲得準確的民調結果呢？這裡有個數字可以當作參考：1920年總統大選，《文學文摘》一共寄出1100萬張選票。 不過，《文學文摘》的神預測沒有一直延續下去，因為他們在1932年、電話還不夠普及的時候，就開始啟用電話民調，結果低估了民主黨候選人──小羅斯福的得票。原因很簡單，因為共和黨的支持者比較有錢，家裡才能裝電話，電話民調的結果自然出現了差錯。 四年後，也就是1936年，西北大學新聞系教授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1901-1984）看出了問題，成功預測《文學文摘》的民調失準，而小羅斯福將再次勝選。 你可能有聽過「蓋洛普」這個名字，他後來創辦的同名研究所，將成為二十世紀全球最知名的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是統計學家，靠「抽樣調查」名留青史，他發明的抽樣方法，現在在國中生的課本裡就看得到。他早期使用配額抽樣的方法是這樣的：如果美國投票人口中有12%的黑人，抽樣調查中的黑人比例也必須是12%；投票人口中有24%的天主教徒，那麼調查中也必須有24%的天主教徒。以此發展成一套非常精密的抽樣、統計系統，以用少量的子群體推算真實的母群體。 在這套抽樣背後，蓋洛普還有他的一套政治理念。他說：「我想對每個重大議題做民調。」他認為，民調將是民主的必備要素，選舉兩年才一次（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交錯），但「我們需要無時無刻都知道民眾的意志」。他認為民調能夠將政治還諸於民，宛如回到北美十三州、那個小國寡民的時代，而附和他的人更稱讚「民調是自秘密投票之後，對民主來說最偉大的發明」。 不過現實未必有如蓋洛普所想。比如，當時美國南方經常不讓黑人投票，蓋洛普因此在民調中下調黑人的比例。如此一來，按照蓋洛普構想所設計出的民調，雖然能夠預測選舉結果，而未必能反映真實「民意」。 1930和40年代，有些美國的民調單位，被外界懷疑是偏好特定政黨，美國國會因此經常調查民調機構，要求他們向大眾公布抽樣和統計方法，以昭公信（有如現在法國政府想要知道Google搜尋引擎的演算法）。 民意調查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引來正反不同的意見。有議員跟蓋洛普一樣認為，認為民調屬於直接民主，只不過他們和蓋洛普的立場不同，認為直接民主，從本質上就違反美國代議民主的精神。政治學者Lindsay Rogers更認為「民調就是一種多數暴力」。不過另外一些社會科學學者，則是極力捍衛民調的重要性，原因是：民調的背後就是源源不絕的研究經費。 到1970年為止，民調大多還是由專業的學術機構執行，但是1975年《紐約時報》和CBS電視臺發表了第一份媒體民調，成為現在民調亂象的濫觴。蓋洛普公司前副主編David Moore就曾經表示：「媒體民調給了我們扭曲的選舉氛圍，在政策議題上製造虛假的社會共識，同時侵害美國民主。」另一名學者、密西根大學教授Arthur Lupia甚至說，媒體民調都應該加上警語：「僅供娛樂用」，以免民眾當真。媒體民調的出現，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卻也讓學術圈和民調機構紛紛和他們劃清界線。 除了媒體的出現外，科技的進步，也為現代的民意調查帶來很大的問題。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民調單位不可以自動撥號到手機做民調。但是，家中沒裝市話的美國人已經超過40%，如果只採用撥打市話，抽樣的對象，可能都是年齡可能較老、立場較保守的選民，當然無法正確反映民意。 那加入年輕人常接觸的網路調查呢？其實問題更大。因為，網路是受訪者主動接受訪查，政治傾向較激進的人比較願意表達自己的意願，受訪意願較高，結果仍然無法反應整體民意的趨向。綜合這兩項原因，美國民調多是綜合市話和網路民調，其中的比例該如何拿捏，就是一門學問了。 這些年，媒體民調公信力不佳，加上民眾日益重視個人隱私，造成現在美國民調受訪率只剩下個位數，和一開始《文學文摘》得到1100萬選票、民調受訪率超過九成，可說是有天壤之別。結果，民調機構得花更多的錢、調查更多的人，才能讓子群體數具有可信度，但獲得的結果，卻不一定能反映真實情況。 儘管民調調查有這些紛紛擾擾，但有不少人主張，重大議題（例如同性婚姻）需要民意基礎當後盾，必須先做民調，再以此作為政策調整的基礎。不過，只靠民意調查其實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光是民調本身的角色，就可能充滿爭議。比如，關於重大議題的民調應不應該公布？還是只作為內部決策的參考？民調一旦公布，就可能會讓中間選民往支持率高的選項靠攏。這算不算媒體操控議題？這個問題就像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難以釐清因果關係。 媒體民調引起爭議的另一個例子，是2015年共和黨的初選電視辯論。由於參選人數爆炸，Fox電視臺決定以民調決定誰有資格參加辯論，民調數字太低的候選人就無法上臺。不過一開始民調低，就代表他一定沒機會嗎？當時距離選舉還有超過四百天，其實變數還很大。此外，民調落後的參選人，未嘗不能刺激選民和其他候選人思考的政見，如果民主是要讓不同聲音出現，那排除民調落後的參選人，未必就是最好的選擇。 這幾年因為網路科技的進展，提倡直接民主的風氣越來越興盛──臺灣的i-Voting也是類似的概念。英國首相卡麥隆的前幕僚Steve Hilton，也創立了一個民意監督網站，民眾只要登入網站，即可以檢視不同議員在特定議題的立場，進而決定要捐款給誰。按照這個方向發展，也許將來我們可以利用科技，落實直接民主，操控代議士？想像有一天，有個app可以連結你的銀行帳戶，只要你支持的議員在國會投票的結果，符合你的想法，系統就會自動扣款，成為他的選舉基金。這樣一來，不就是最民主、最能掌控議員的行為嗎？有趣的是，當Jill Lepore對Hilton提出這個想法時，他卻持著保留的態度，因為他說：「不能每件事情都交由多數決」。 從民調的起源到今天的科技與直接民主，Jill Lepore認為，民調在歷史的變化中，可信度不斷下降，影響力卻持續提升，十足是個弔詭的情形。今天的政治流行民調治國，「罔顧民意」也成為批評政府施政的常見話語。不過到底什麼是民意？民調，尤其是媒體上公布的民調，真能反映民意嗎？民調在民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所有人靜下心來仔細思考。 ＊延伸閱讀 Lindsay Rogers. The Pollsters: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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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帝國辯護的男人：尼爾．弗格森的歷史學
作者：林志龍（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歷史學研究的發端 尼爾•弗格森(Niall Campbell Douglas Ferguson)，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這位蘇格蘭人的家族成員百年來分居美國與大英國協地區，家族出走海外以及無神論者的背景或許養成了他部份智識背景。弗格森感覺孩童時期他的故鄉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紀的光景，並未受到太多二十世紀科技的衝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啟發了他對歷史的興趣。 他立志成為一個專業歷史研究學者，在劍橋或牛津大學度過一生。他取得半額獎學金進入牛津研讀歷史，1989年以”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Hamburg 1914-1924”獲得博士學位。漢堡自中世紀便是北日耳曼重要港口，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賠償與重建對當地工商業的衝擊自是有挑戰性的研究題目，弗格森也趁此機會閱覽重要金融世家的私人文獻，建立良好關係。 戰爭與經濟的關係 弗格森取得學位之後，任職於劍橋大學，同時修訂學位論文預備出版。弗格森進一步從學位論文的龐大內容探索他有興趣的議題。無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弗格森的史學研究佔有重要的地位，剛剛取得學位之後的首篇專書評論便是討論經濟史大家歐佛(Avner Offer)1989年問世的名著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歐佛認為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擊敗德國的至要關鍵之一在於英國能夠確保海外輸入民生物資，德國卻受苦於海上封鎖，弗格森並不全然滿意這個論點。 1992年他進一步發表長篇書評，評介十餘本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之間出版的一次大戰起源專著。多年來，對於歐戰的起源，除了卡爾( E H Carr)和泰勒(A J P Taylor)對過程戲劇性的分析之外，馬克思主義者以為戰事爆發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過度擴張的必然結果，也有學者以為是德國軍國主義的侵略計劃，由後者來看，英國便是從事一場師出有名的正義之戰。 弗格森既然不滿意歐戰決勝點是經濟資源運輸的說法，也認為德國軍事侵略計劃引發大戰的證據不夠周全，便參考1962年杜克曼(Barbara W. Tuchman)出版的 The Guns of August，提出1914年夏天德國自知實力不足，軍事威脅不過是在威嚇對手，當時的英國自由黨內閣正逢國內不滿，便誇大對手實力要求開戰以求保全政權。 換句話說，弗格森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英國更需要負責，這種說法涉及探討決策者性格，是具有相當爭議性的論調，不過2013年已經另有學者麥米津(Sean McMeekin)出版 July 1914 ，強調政治人物的失職，附和弗格森的說法。除了翻案觀點以外，弗格森此時的論文已經出現未來專書的雛形與理念。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研究之外，弗格森的學位論文在1995年大幅修訂後出版，Paper and Iron：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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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國如何創造了現代世界？
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大不列顛失去了大英帝國，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 迪恩．艾奇遜（1962年，Dean Acheson） 亞丁總督理查．特恩布爾爵士（Sir Richard Turnbull）曾告訴工黨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說：「當大英帝國淹沒在歷史的浪潮下時，只會留下兩個遺產：一是足球協會比賽，另一個則是英文罵人的不雅用語『去他的！』」事實上，帝國曾有的建樹影響現代世界至深，我們幾乎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英國未能統治世界各地，很難相信自由資本主義的架構會在全球眾多不同的經濟體內成功地建立起來，畢竟，事實證明在其他模式治理下的帝國（例如俄國及中國），人民都感受到無法估量的痛苦。如果沒有大英帝國統治的影響，很難相信，議會民主的機制會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延續至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它在很多方面的發展都得利於英國的統治，菁英學校、大學、公務體系、軍隊、媒體和議會制度，無不承襲清晰可辨的英國模式。 最後，英語也許是英國在過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項出口產物，今日3億5000萬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約4億5000萬人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換句話說，地球上大約每7人就有1人會說英文。 當然，大英帝國的紀錄並非毫無污點，在本書中許多例子常常看出，大英帝國時常無法履行自己所鼓吹的個人主義自由的信仰，特別是在早期，他們曾奴役和輸運原住民，甚至對他們進行「種族屠殺」。 然而，不可否認地，大英帝國於19世紀引領著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廢奴運動和自由勞動力運動，為全球現代化通信網路的發展投入了鉅額資本，在廣大地區傳播和實施法治，雖然大英帝國也捲入了許多小戰役，但它總體上維持了空前絕後的全球和平。在20世紀，它也證明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德國和日本帝國的統治模式顯然更糟，如果沒有大英帝國，英國根本不可能抵擋得住德國和日本的進攻。 如果不是大英帝國，1840-1930年間不會出現那麼多的自由貿易，如果英國在19世紀下半葉放棄殖民地，那麼 這些市場的關稅勢必會提高，或者引發其他形式的貿易歧視。我們甚至不需要假設也能找到現實的依據，美國和印度獨立之後都採取了高度保護主義政策，1870年代之後，大英帝國的對手法國、德國和俄國所採取的關稅政策上也看得出保護主義的影子。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軍事預算，可以被看成是為了防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風險而支付的極低保險費，有人估計，英國開展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經濟收益本可以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6.5%，還沒有人敢估計這對整個世界經濟出多少貢獻，可是，考慮到1930年代大英帝國的權力削減後，全球經濟因保護主義的盛行導致了災難性後果，大英帝國自由貿易政策至少沒有造成全球貿易的損失，反而是帶來不少益處，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沒有大英帝國，1914年以前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自然也不可能縮小全球收入差距。誠然，在19世紀，美國始終是最吸引歐洲移民的目的地，並非所有的移民都來自殖民國家，但不應遺忘的是，在獨立戰爭前1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核心始終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而獨立後的美國與英屬北美時期的差別仍然很小。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加強了移民限制以及1929年之後遭遇了比英鎊使用國集團更為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14年後英國人移至其他白人自治領（澳洲、紐西蘭）顯著增加。最後，我們不應該忽略19世紀大批亞裔契約勞工離開印度和中國遠赴海外出賣勞力，大部分人都在英國的種植園和礦區工作，毫無疑問的，大多數人生活艱苦，許多人留在家鄉或許日子還好過一些，這些湧入異國種植橡膠、挖金礦的廉價勞動力在多數情況下是未盡其才，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仍有其經濟價值。 大英帝國也促進了資本向低度開發地區的流動。雖然國際金融整合的某些評估指標似乎表明，1990年代的跨境資本流動比1890年代的規模更大，但事實上當今的許多海外投資都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1996年，只有28%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而在1913年該比例為63%。再透過另一個更為嚴格的指標來看，1997年只有5%的世界資本投入了人均收入不到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的貧窮國家，而1913年該數據是25%。 一個可能的假設是，帝國，特別是大英帝國，鼓勵投資者投資發展中經濟體，這個現象背後的邏輯很明顯：投資這些經濟體是有風險的，它們地處偏遠，也容易陷入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但是帝國向低度開發世界擴張則減少了這部分的疑慮，因為它們在當地直接或間接地實行了歐化統治。 實際上，英國在其法律意義上的殖民地印度（或者是有殖民地之實但無殖民地之名的國家，如埃及）的投資遠比在實際意義上的殖民地如阿根廷的投資更安全，這是一個比金本位制更好的「安全系統」，因為它有地幫助投資者防範通貨膨脹，儘管大多數英國殖民地最終都實施了金本位制且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 上述原因說明，將大英帝國主義視為造成殖民地國家貧困的罪魁禍首的看法是相當有問題，這倒不是否認許多前殖民地極端貧困的事實，例如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今是尚比亞的28倍，代表尚比亞的一般國民每日只能靠不足2美元過日子；但要將這一切歸咎於殖民主義，並無說服力，因為當殖民時代結束時，英國與甘比亞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那麼大，1955年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尚比亞的7倍，反倒是獨立之後，前宗主國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擴大。除了波扎那以外，撒哈拉以南的所有非洲前殖民地都可見到一樣的情況。 一個國家的經濟前景取決於它的自然條件（廣義來說就是地理）以及人類行為（簡單來說就是歷史）的結合，這是經濟歷史版的先天基因加後天培育學說。 雖然我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天賦」的要素，例如平均溫度、溼度、疾病的流行、土壤素質、臨海的位置、緯度和礦產資源等足以決定經濟表現，但有力的證據表明，歷史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有明顯證據表明英式體制的實行有利於改善一國的經濟前景，特別是在那些由於人口稀少（或者被減少了）而原住民文化相對薄弱的地區，能夠讓英式體制受到較少地方色彩響而居主導地位。 如果英國人像西班牙人一樣，征服的地區早就建立起了複雜的城市化社會，殖民統治的影響往往更趨於負面，因為殖民者更傾向於掠奪現成的財富，而非建立自己的體制。 事實上，這也許是對有些社會在殖民後產生「巨大落差」的最好解釋，例如16世紀，印度和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系，到20世紀卻淪為貧窮國家之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能夠超越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因為作為帝國競賽的後起之秀，英國不得不在維吉尼亞州和新英格蘭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入侵墨西哥和祕魯等國更有掠奪價值的城市。 那些英式體制推動地區發展？首先，不應低估英國的法律和行政所帶來的好處。近期，一項針對49個國家的調查指出，就對股東和債權人的法律保障而言，「英美法系國家較具保障，大陸法系國家的保護力較弱。」這對鼓勵資本市場的形成至關重要，若無這一要素，企業家很難成事。調查中的18個樣本國家之所以建立了英美法系制度，完全是因為它們曾經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 我們對英國的治理方式，也可以作出類似的判斷，與亞洲和非洲的現代制度相比，19世紀中葉的英國對印度和殖民地管理就具備兩項不尋常的特點。首先，英國的行政管理的成本低而成效高；其次，行政體系相當清廉。英國管理出現的錯誤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為之。對照起當今經濟的疲軟、政府的過度開支，以及公共部門的腐敗之間顯而易見的關連，人們還是可由英國在印度建立的行政體制汲取重要啟示。 經濟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最近為「致力於成長和發展的理想政府」擬定了行政措施清單，他建議，政府應該 保障私人財產的安全，鼓勵儲蓄和投資 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反對濫用權力和暴政，同時也反對犯罪和腐敗 保障合約所規定的權利 建立穩定的政府，政府的行為應受制於公開透明的規則 建立責任政府 建立誠信政府，杜絕透過行賄獲得權利地位 建立穩健、高效率、廉潔的政府，減少課稅，亦降低政府對社會剩餘價值的所有權。 這份清單上的許多觀點正是19-20世紀英屬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英國官員們認為應該遵行的規則，唯一的例外是第2條和第5條。然而，英國人之所以延宕（有時是無限期延宕）這些地區向民主轉型的理由是許多殖民地尚未作好準備，事實上，英國殖民部在20世紀的經典使命就是為了讓殖民地作好向民主轉型的準備。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英國的統治確實有其良性影響，根據諸如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政治科學家的著作，前英國殖民地在實現獨立後得以持續實現民主的機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前殖民地。 事實上，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國家在擺脫殖民地統治後，不屈服於獨裁統治的國家幾乎全都是英國殖民地，誠然，還有許多英國前殖民地未能保有自由體制，例如孟加拉、緬甸、肯亞、巴基斯坦、坦尚尼亞和辛巴威等，但在53個前英國殖民地中近1/2的國家（共26個）在1993年仍是民主政體，其中的原因在於英國的統治方式，特別是在「間接」統治的情況下，鼓勵了菁英階層相互合作，當然，有一部分也是新教傳教士的功勞，顯然激發了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人民對西方政治自由體制的渴望。 總而言之，大英帝國的存在，證明了帝國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國際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並不只是給統治國帶來好處，尋求的不僅是其經濟體系的全球化，更要將其法律體系乃至於政治體制推廣到全球。 最後要討論的問題是，從大英帝國的例子中，我們究竟得到了什麼教訓？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沒有大英帝國，這個世界未必能穩定繁榮。後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就是同時存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分裂兩股相互矛盾的趨勢─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經濟成長，但成果分配極不均衡；政治分裂主要與內戰和政治不穩定相關，造成原本貧困的國家更加貧窮。 總體而言，20世紀下半葉時，世界經濟成長的速度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所帶來的快速成長。根據可靠統計資料顯示，1950-73年間，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速度是2.93%，而1913-50年飽受戰亂之苦時期，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速度只有0.91%。總的來說，1913-73這段時期是經濟解體時期，但是在此之前或之後的兩段時期都是經濟全球化的時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速度也呈現出驚人的相似：1870-191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長速度達1.3%，1973-98年則為1.33%。 只是前一個時期的全球化拉近了全球的收入水準，特別是在大西洋兩岸的經濟體間，而近期的全球化則導致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明顯分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特別明顯。不可否認地，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部分歸咎於經濟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例如，資本流動主要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而貿易和移民仍然受到許多方面的限制，這些現象在1914年之前的全球化進程中卻比較少見，主要由於在帝國架構的影響下，政府往往鼓勵投資者投資開發中的經濟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由於帝國主義的擴張，全世界獨立國家的數量降至59個，但隨著去殖民化運動的興起，獨立國家的數量開始不斷成長，1946年有74個獨立國家，1950年獨立國家的數量增加至89個，1995年增至192個。增幅最大的兩次浪潮分別出現在1960年代（主要是非洲，1960-64年多達25個新成立的國家）和1990年代（主要在東歐，得利於蘇聯解體），新成立的國家中許多國家的規模非常小，如今至少有58個國家的人口總量不到250萬，35個國家的總人口不到50萬。 這種政治分裂情況產生了兩個弊端：小國家往往是早期多民族政體內戰的產物，內戰是1945年以來最常見的衝突形式，本身就具有經濟破壞性。以經濟角度觀之，即使在和平年代，小國仍必須建立起包括邊防哨所、官僚及其他機構以形成國家機器，所耗費的經費和人力將導致效率低下。政體的繁殖（或者說國家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成本，往往成為戰後世界不穩定的主要來源。 最後，雖然英語民族的經濟和政治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文化，但它仍然要面對伊朗革命以來一直存在的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嚴重威脅，在缺乏一個正式帝國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問，迪士尼和麥當勞可以傳遞多少現代新教─自然神論─天主教─猶太教組合的西方「文明」的精髓？ ＊延伸閱讀：為帝國辯護的男人：尼爾‧弗格森的歷史學 本文選自廣場出版《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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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槍砲彈藥推銷民主法制，美國會是大英帝國的繼承者嗎？
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1964-，英國歷史學家） 如今的美國，可以從英國昔日建立帝國的經驗中汲取什麼樣的教訓？一個顯而易見的教訓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體，例如在18-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英國得以有效地將一己所推崇的價值觀加強給科技較為落後的社會。 另外，令人吃驚的是，英國在沒有高額國防開支的情況下，就能統治泰半的世界版圖。確切地說，1870-1913年期間，英國每年平均國防開支為國民生產淨值的3%，在19世紀剩餘的時間裡，這一比例甚至更低。這項經費可說是花在刀口上，從理論上說，帝國主義希望建立開放的國際市場，但實際上，全球自由貿易過去不是自然產生的，現在更不是，實際上，大英帝國強行推動了自由貿易。 今日的美國比世界其他區域都富裕得多，更甚於早年的英國。1913年，英國在世界總產值的佔有率是8%，1998年美國在世界總產值的佔有率是22%。至少從財政角度來說，即使美帝國通過像阿富汗戰爭那樣小規模戰爭進行擴張，沒人敢說它的擴張成本十分昂貴。 2000年美國國防支出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1948-1998年期間的平均國防支出佔比還維持在6.8%，即使在大幅削減軍事開支的情況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具有無可比擬的金融和軍事技術實力，國防預算是中國的14倍，俄羅斯的22倍，與對手相較，大英帝國從未享有如此優勢。 如果美國像維多莉亞晚期的英國一樣，從非正式帝國轉變為正式帝國，勢必向政治全球化邁進一步。假若歷史重演，人們可以完全預期到這一結果。帝國主義擴張雖然並不完全是在不經意間建立起來，但它一開始顯然並未打算將1/4的世界陸地面積納入統治。 正如我們所見，它的帝國起初不過是沿海基地和若干非正式的勢力影響區域所結成的網絡，就像1945年後的美國，但是，為讓自己的商業利益免受現實和想像中的威脅，英國一步步從非正式的帝國主義走向了正式的帝國主義，這就是世界地圖被大英帝國染紅的原因。 沒人能否認非正式的美帝國拓展區域有多廣，這是一個跨國公司、好萊塢電影、甚至福音傳教電視節目組成的帝國，與早期的壟斷貿易公司和傳教士組成的大英帝國究竟有多少不同呢？另外，觀察一下美國在世界各地主要軍事基地的佈局圖，很快就會發現與100年前皇家海軍的運煤港佈局極為類似，這並非巧合，甚至近期的美國外交政策也讓人起大英帝國在維多莉亞極盛時期的炮艦外交，大英帝國會以快狠準的「外科手術式打擊」解決邊緣地帶的小動亂，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炮艇」已經會飛了。 今日的「盎格魯全球化」進程由以下三方面展現出與過去的不同。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實力可能並非是自然形成的帝國霸權，以前大英帝國的權力依賴於龐大的資本和人員輸出，但是美國自1972年以來一直是個資本淨流入國家，2002年的流入資本達國內生產總值的5%之多，而且，它仍然是受世界各國人民青睞的移民目的地，但美國人很少向外移居和殖民。 大英帝國的殖民文化可追溯至伊莉莎白時期，在其鼎盛時期建立起一個泰然自若的帝國主義文化；反觀美國並不願意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正如布萊爾的演講所暗示的，美國並非是從廢奴戰爭中誕生的，而是從反對大英帝國的戰爭中崛起的。自1913年伍德羅．威爾遜幫助墨西哥的民選政府重新執政開始，美國的行動模式大致上都是先有初步的軍事行動，之後介入該國事務、舉行選舉、迅速撤退，直到下一次危機來臨，最近的幾個例子是海地和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證明。 大英帝國最偉大的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早在1899年就強烈呼籲美國承擔帝國的責任：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派出最優秀的人才， 約束離鄉的子嗣， 為你的俘虜效勞， 整裝待命， 為焦躁不安的人民和未開化的部落， 方才俘虜的怏怏不樂子民，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重回舊時榮耀， 就算苦心求益卻仍遭其譴責， 就算誠心守衛卻仍受其憎恨…… 如今沒人敢用這些政治立場不正確的語言了，但無論美國願意承認與否，美國已經承擔了吉卜林所鼓勵的全球責任，它認為自己不僅有責任向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發起戰爭，而且有責任向海外傳播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益處。如同過去的大英帝國，美國不厭其煩地以自由的名義行動，即便其自身利益明顯被放在首位。 自1940年的黑暗時期回顧米爾納創立「帝國主義者養成教育所」[1]的鼎盛時期，約翰．布臣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我夢想著世界各族人民能夠手足情深，如同出自同一個民族和信仰，共同致力於世界的和平，英國用它的文化和傳統豐富著世界其他國家，自治領的精神如同一股強風，給古老的土地帶來一股清新。我們相信，我們奠定了世界同盟的基礎……「白人的責任」如今已是個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的詞彙，但包含新的政治哲學和道德標準，是嚴肅的思考，絕非墜落的妄想。 就像邱吉爾一樣，布臣在大西洋的彼岸找到了大英帝國傳奇的繼承人： 目前在地球上只有兩個大規模社會組織─美國和大英帝國。大英帝國已不存在，但是美國是聯邦的最佳典範。世界要和平昌盛，就必須結成某種形式的聯邦，我倒不認為聯邦各國必須是民主國家，但它們必須接受法制的觀念。從這一觀點來看，我認為美國註定是領導者。 撇開戰時的說詞不談，這番話倒也道出不少真相，比大英帝國，如今統治世界的帝國有過人之處，也有不足之處，它有更強大的經濟、更多的人口，更強的武力。但是，這個帝國缺乏向落後地區輸出資金、人口和文化的動力，儘管這些地區十分需要協助，同時一旦其需求被忽略，它們將成為危及帝國安全的最大威脅，簡單地說，這是一個不敢稱自己為帝國的國家，一個否認事實的帝國。 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說過一句名言：「大不列顛失去了大英帝國，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也許，現實的情況是，美國人承擔起我們以前的角色，卻不願意面對成為帝國所必須面對的事實。統治海外的技術可能已經改變，F-15戰鬥機早已取代了無畏戰艦，但是，無論喜歡與否，就算是加以否認，帝國存在於今日的世界是既定的事實，就像是英國在過去300年間統治世界並形塑現代歷史一般。 ＊延伸閱讀： 為帝國辯護的男人：尼爾．弗格森的歷史學 大英帝國如何創造了現代世界？ [1] 譯者註：米爾納的「帝國主義者養成教育所」（Milner’s imperialist kindergarten），意指第二次波爾戰爭到南非聯邦成立期間服務於南非公務體系米爾納旗下的英國公務員，當米爾納退休之後，多數仍在繼任者威廉．帕莫爾（William Waldegrave Palmer, 2nd Earl of Selborne）的帶領之下繼續服務，許多人因這段經歷而在政壇表現突出，因而被貼上「帝國主義者養成教育所」的標籤。 本文選自廣場出版《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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