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按：1940年），日本政府為了控制糧食配給和空防計劃，下令要民眾組織「里鄰會」。由十幾戶家庭組成一個單位，這樣的系統已大幅改變了日本的傳統家庭結構。 生活上的艱困已經迫使很多家庭變得更為依賴鄰居，而非住在好幾英里之外的親族。所有人不論出身高低貴賤都要參加社區的防空演習，傳遞水桶和抬送擔架、木頭、沙包。民主觀念已經延伸到糧食和其他配給物資必需品方面，例如衣服：女性穿著寬鬆的裙褲，所有男性都穿褐色卡其「國民服」。孩童自然而然地知道要分享所有一切，成人則必須學會唯有合作才能活下去。 當一九四四年底美軍開始密集轟炸時，「人人平等」的口號有了新的意義。 夜襲通常都是瞄準了住宅區，這要比白天的空襲帶來更大的恐懼。三島澄惠女士甚至還敢停下腳步來觀看逐漸飛來的「蜜蜂」——日本民眾如此稱呼「超級空中堡壘」。她說：「在東方的天際出現一排又一排的『超級空中堡壘』……尾巴拖著白色的濃煙，它們以完美的編隊飛過碧藍的天空……就像珍珠色的魚浮游過宇宙浩海一樣。」 當這些外觀優雅的魚投下魚卵時，很快就打碎了這種美學幻想。 「像是很有節奏感的大海浪濤聲，把燒夷彈有如下雨般地灑在大地上，接著投下重型炸彈，每次都重重地深入地底，每一群戰機都是重複著這樣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幾乎每一次空襲，美軍戰機都會帶來新式炸彈，每次爆炸的聲音都和上次所使用的炸彈不同。不熟悉的聲音都增加了新的恐懼和緊張。」 那年冬天異常寒冷，有些家庭的水管破裂，幾個月得不到修理，痛苦不堪。小說家高見順在日記中寫道，某些家庭「樓上廁所的水管破裂，水漏到樓下，人們在家還得撐傘。當水在地板上結冰時，他們還能在那溜冰。」 恐懼產生了新的迷信：如果你吃包裹著蔥的飯糰，或是跟著紅豆一起煮，就永遠都不會被炸彈擊中。還有更有趣的，如果你早餐只吃蔥，你肯定不會被炸彈擊中；但過不了太久，人們就開始穿鑿附會：你必須要讓其他人知道這個小伎倆——使用連鎖信的原理——否則就不會有效。 有個迷信是來自某對夫妻。有一回他們奇蹟般地躲過極近的炸彈攻擊，並發現附近有兩條死掉的金魚。他們認為是這兩條魚替他們兩人死了，因此將這兩條魚放在家族的神龕上供奉著。這個故事一傳開，人們就很難買到活生生的金魚了。陶瓷金魚開始大量生產，還以高價出售。 雖然空襲給日本本土的民眾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但空襲的首要目標——摧毀所有生產工廠——卻未能達到。三月六日，克蒂斯．李梅少將跟他的新聞官克萊爾．麥考威中校（Clair McKelway）抱怨道：「這支部隊被宣傳得多了不起，但在轟炸上卻沒有什麼效果。」 他在六週之前接任了馬里亞納群島「超級空中堡壘」的指揮任務。他很高興能夠離開中國，因為在那有著無法克服的補給問題，他們持續面對著作戰失利和戰果平平的困擾。戰略轟炸計劃主要是利用高爆炸藥，對德國密集的工業產區造成毀滅性破壞，但減緩日本的生產卻是成效不彰，因為日本的工業有三分之二散布在家庭式工廠，以及只有三十人或是不到三十人的小型工廠中。 李梅為他的戰機想出了一個激進計劃：夜間低空空襲，把大部分的武器配備拆卸下來以增加載彈量，並對大片地區的易燃目標投下燒夷彈。 兩天之後，他未與華盛頓方面磋商，就對「超級空中堡壘」下達出擊令。在隔天（三月九日）上午的簡報中，告知機組人員當晚要以低空——五千到八千呎——襲擊東京。除了機尾砲塔外，所有槍砲都要拆除，宣布此命令時，全員一片肅然無聲。這簡直就是自殺。 首架轟炸機在下午五點三十六分飛離關島北機場的跑道，轟隆隆地飛進悶熱的天空。五十秒後另一架也騰空而起，接著一架接著一架起飛。有一架轟炸機無法達到足夠的起飛速度，煞車又咬住鬆不開。摩擦使得起落架溫度非常高，進而點燃了煞車油。當輪胎融化時，起落架也垮了。巨大的飛機以機腹滑行，火星四散，衝出了跑道撞上遠處的珊瑚礁，帶來一聲驚人的爆炸巨響。 從天寧島和塞班島起飛的轟炸機在晚上六點十五分加入了這龐大的空中隊伍。三百三十架轟炸機嗡嗡地往北飛行。在前方黑漆漆的海平線上，硫磺島出現了爆炸的火光，那是千田將軍將要率領第二混成旅以及海軍單位的殘兵部眾，發動徒勞無功的全面攻擊。 這些巨型戰機在低空亂流中顛簸前進，當它們飛近東京時，天氣已經好轉。機組人員像身穿盔甲的騎士，拉上鼓脹的防空砲服，戴上沉重的鋼盔，然後凝視著前方，尋找導航機不時閃出的白熾光。 在關島，李梅將軍在房裡來回踱步。如果空襲能按照他所期望的發揮效果，就能夠縮短戰爭的時間。他會立刻對日本全國發動一系列類似的空襲。 這樣屠戮平民是史無前例的，但必須摧毀日本的工業能力，否則就得入侵日本本土，方能結束這場戰爭，而這或許要犧牲五十萬甚至是百萬美軍的性命。 新月散發出黯淡的月光，但東京上空星光閃爍。午夜時，導航機標定了目標區，並準備以M47燃燒彈標出東京的心臟地帶。這三英里長、四英里寬的鬧市地段原是整個東方最歡樂、最活躍之地，但現在街上人車稀少，大部分的商家和戲院都已經上了門板。儘管如此，還是有七十五萬收入微薄的工人住在這個擁擠不堪、永不入睡的城中之城內。數以千計的家庭工廠還在不停地運作著。 東京市內有大量木造建築，打從它還名為江戶的時代起，歷來就是大火焚燒的受害者。祝融成為這座城市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人還給這些火災起了個詩情畫意的名稱「江戶之花」。儘管最終實行了現代化的消防系統，對於大火災還是無法防範。一九二三年大地震之後所引起的大火，幾乎燒毀整座城市。兩年之後，東京再度被燒毀；第三次大火發生在一九三二年。 此時已有八千一百名受過訓練的消防人員和一千一百一十七件消防裝備，散布在整座城市，各地還供應救急的靜態儲水槽。但這支消防大軍還是不足以應付涵蓋兩百一十三平方英里的大都會區，特別在戰時更是如此。鬧市區域依舊是最脆弱的。櫛比鱗次的建築物間也鮮有防火巷，市政府官員曾經承諾過要在一、兩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三月九日子夜前後，警報響起，接著幾十個警報器一起響了起來。因為之前對這座城市的空襲並沒有造成重大損傷，群眾也沒什麼警覺心；東京電台甚至還廣播說，敵軍轟炸機正在首都東北方五十英里外的銚子港上空盤旋，暫時沒有危險。 導航機以三百多英里的時速朝這座漫不經心的城市低飛時，甚至沒被發現。最前面的兩架戰機飛過了目標上空，在凌晨零時十五分一齊投下一串炸彈。M47火箭在離地面一百呎時炸裂開來，散射出兩呎長的燃燒棒，一接觸到物體立刻爆炸，散播黏在一起的火種。東京鬧市區域瞬間就出現兩條交叉火線。 十幾架導航機又飛了過來，朝著這些叉型火線投下汽油彈。接著而來的是機隊主力，三個轟炸機聯隊在四千九百到九千二百呎的高度內，以亂中有序的編隊方式飛行著。探照燈瘋狂地對著這些突襲者照射，高射砲彈持續爆射開來，卻沒有效果。沒有戰鬥機升空反擊。 當這些銜接不間斷的轟炸機朝著住宅區呈扇形散開，投下數以千計的汽油彈時，大火在強風的推助之下，迅速地蔓延開來。大火越燒越旺，連成一大片火海。巨大的火球有如颱風般似的在一棟棟建築物間蔓延著，帶來的高溫熱浪超過了華氏一千八百多度。 鋪天蓋地而來的戰機像是巨龍——在探照燈投射下變成了綠色，地面上的大火又是赤紅色——這一驚人景象讓地面上的人們頓時都愣住了。 十七歲的高橋進從文京住宅區俯瞰市中心的大火，看到成串的炸彈——不久之後被稱為「莫洛托夫麵包籃」（Molotov Breadbasket）——在東京帝國大學的上空爆炸開花。他是昭和醫大的學生，當警報響起時，他還留在家中讀書準備考試，家人都已跑到防空洞避難。從暗紅色的天空中，一塊塊著了火的碎片落在他家四周。有碎片落在他家的屋頂上，他還用「打火拍」——長棍的一端綁著許多破布條——上房拍打。 鄰居的房屋像是瓦斯爐爆炸一般燃起大火。他跑到屋內拿起三本書——他明天還得考試——然後到神龕內去找祖先牌位。牌位都不在那，一定是母親先拿走了。他抓起一個金銀佛像，仔細挑選了最精貴的古物——象牙雕像。出於習慣，他關上了門，把這些古物埋在家裡的防空洞內（洞內是空的，其他人都逃走了），然後才跑上街。右手邊的所有東西都著火了。他跑到左方的大街上，有輛消防車束手無策地停在那裡，四周建物都在冒著大火，但水管是扁的沒有水。 唯一安全的地方是橫跨神田川的那座橋，但是得穿過一道火牆。一群人擠在街上，像被催眠般地盯著大火看。燒焦的樹木和電線杆像是火柴棒一樣倒在街上。消防人員大喊著要他們跑到橋上——不然就會被燒死。年輕的高橋率先衝了出去，跳過三根有如在巨大火爐中燃燒的樹幹。其他人也排成隊沖了上來。強烈的亮光讓他睜不開眼，只能張口呼吸。他實在撐不住，跌倒了。從滾滾濃煙中，他看見了那座水泥橋，橋上滿滿都是人。他安全了。 高橋是穿過大火的邊緣才脫身的。關村一家人住在離交叉火線中心點不到兩英里遠的地方。當他們看到東京車站附近起火時，他們趕緊給四個孩子包上防火斗篷，並跟著人群往隅田川的一個支流方向跑去。 那些被大火燒過，變得很脆弱的瓦礫像是黑雪般地落下，關村太太走過時不由想起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後的大火災，當時她才十二歲。頭頂上方炸彈爆開的景象「就像是成串的香蕉」，沒有嚇到她，反而讓她著迷。 他們不斷推擠著才穿過了橋，躲過了那追著他們「像是在追捕野獸」的熊熊烈焰。有個被大火燒燙的小礫石被強風捲起打向他們的臉。他們轉身避開，背對著大風，慢慢地離開這場大火；河邊電纜工廠內的油桶像是火箭似地穿透了屋頂，在一百呎的高空爆炸，形成一個個火球，大家都看到出神了。 東京市中心燒得像是太陽一樣熾烈。巨浪般的煙雲衝天而起，被下方火焰印照成橙色。數以千計的人驚恐地躲在木製的防空洞內，他們將會被活活燒死，但大多數住在這個命定要毀滅的區域內的居民都試著逃出去——跑到淺草的大佛寺內，但那反而成為他們的墳場；或是像關村一家人那樣逃往橫跨在隅田川上的十一座鐵橋。暫時而言，這些橋樑還能算是逃跑路線，但大火很快就橫跨了河流，那些落在後方的人也就無路可逃。 三島澄恵女士說：「東南方水平線外的紅色火光迅速擴大，填滿了整個天空。我們身處在城市另一頭，甚至在這裡，可怕的粉紅色火光也照亮了地面，清楚地照出人們驚恐的臉上那深深的皺紋。大火好像燃燒了一整個夜晚。」 巨大的熱浪也襲擊了上方的轟炸機群，把一些飛機往上拋了好幾千呎高。載著李梅的參謀長湯瑪士．包爾斯准將（Thomas Powers）的飛機，在更高的上空來來回回巡弋著。他拍下了這場大火，並回報李梅，表示東京已成了地獄。最後一波機組人員甚至還能聞到燒焦的屍體臭味，有些人還因此作嘔。在歐州轟炸時，空氣似乎還有點防腐作用，在這裡卻是令人作嘔的實境。 黎明時，年輕的高橋從地勢較高的東京醫學院，俯瞰著仍在冒煙的東京市。除了石雕像、水泥柱和牆壁、鋼架，以及頂端還像小蠟燭般在燃燒的電線杆外，首都的中心區已經是一片廢墟。他心想，東京完了。 關村太太背著孩子，試圖回家去取她埋在地下的財物。橋上塞滿了因受困無法逃脫的人的屍體。就連河水也幾乎要蒸發乾了，浮滿著腫脹的屍體和家具。在河的對岸，地面上還在散發著熱氣，把和煦的三月天變得像是初夏。她一生中最為熟悉的地方全都消失無蹤。她還能夠辨識出來的地方就只剩下電纜工廠，但也已經扭曲變形像塊溶化的糖果。 到處都是屍首。有些還一絲不掛赤裸著，全身焦黑；有些則奇形怪狀的站著，或似乎是要起跑似的蹲著，還有些雙手合十在祈禱著，其他的屍體則是坐在那裡似乎正在冥想些什麼。有一具屍體的頭已經縮小到只有葡萄柚般的大小。學校操場上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面蓋著草蓆。屍臭味瀰漫在空氣中。 她終於找到燒成灰燼的家園，但因為地面溫度太高無法挖掘。幾乎連一張紙或一雙筷子都買不到，她仔細地環看了周遭尋找家用物品，如果說失去了一只茶壺是場悲劇，那麼損失了所有財物就意味著得回到原始動物的生活。 她所能找到的就是一個煮米的鍋，她用根木棍把它挑了起來，以免燙傷她的手。奇怪的是，遍地屍體的景象讓她無動於衷。她機械性地走過鄰居的屍身旁，一滴眼淚都流不出來。那是住在對街的一對母女，除了眼眶還是白的之外，全身燒到焦黑，而她們兩人生前都很愛乾淨。她昏沉沉地走過醫院和緊急蓄水池，上面浮著一層層四肢攤開的屍體。 有個男人攔下她，並告訴她，他之前也在那堆人中間。他面無表情地說：「大家都死了。我卻奇蹟似地毫髮無傷。」 人們用長棍子翻開這些屍首，尋找自己的親人。有名老婦人的寬腰帶上露出了錢，緊緊地黏在她溼答答的身上。沒人去碰那些錢。藝妓館坍塌的牆中露出了數以百件的絲綢和服。關村太太輕輕地把這些柔軟的衣服放在手中，它們可是價格很昂貴的。這些東西都被毀了，多麼可惜。 不遠處，瓦礫堆中露出醜陋的人腿。她在各處所看到的屍體都是以痛苦的姿勢死去——母親試圖保護小孩被燒焦，夫妻倆最後抱在一起被高溫熔在一起。其他倖免於難的人回來後，用焦炭在牆上或行人道上留下訊息，尋找親人。 十六平方英里的東京市被燒成平地，市政府官員稍後估計有十三萬人死亡，這幾乎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屠戮人數一樣了。[1] 隔天晚上，李梅派出三百一十三架轟炸機，帶著燒夷彈飛往帝國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很快地又大規模地對大阪和神戶使用燒夷彈進行空襲。四十五平方英里的工業重鎮在一週之內就被夷為平地。李梅的新戰術毫無疑義地很快就能粉碎日本發動有效戰事的能力。但他所摧毀的不僅僅是日本的軍事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毫無防衛能力的平民百姓也遭到屠殺。 美國過去真誠地嫌惡在西班牙和中國城市任意屠殺平民，但現在對於轟炸的態度已經徹底翻轉。當歐戰爆發時，羅斯福發電給所有交戰國，敦促他們不要做出轟炸平民這種「非人道的野蠻作為」，反映出他和國人的人道精神。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航空部隊的將領還是強調進行日間的精準轟炸，摧毀那些標定好的軍事目標。 但這種轟炸計劃的效力逐漸降低，轟炸區域擴大到包含要摧毀敵軍能維繫戰事效能的一切事物，如有必要，甚至包括民眾本身。這樣的政策並沒有被宣揚和記載，但顯然的，敵方的全部人口，不分國內還是前線，在被迫投降前都得面臨殘酷野蠻的對待。 輿論已經接受了這種轉換，偶爾才會發出道德上的關切。到了一九四五年，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同意，投在日本和德國本土的每一枚炸彈，都是他們罪有應得的。例如，《時代》雜誌就描述了李梅用燃燒彈轟炸東京是「美夢成真」，證明了「那是該燒掉的，像燒掉秋天的落葉那樣把日本的城市燒掉」。 美國人尤其不同情敵人，因為他們偷襲了珍珠港，並做出了像是「巴丹死亡行軍」那樣的殘虐暴行。因此，很少有人以人道之名，為數以千計被炸到手斷腳殘或是燒成灰燼的平民發聲。 耶穌會週刊《美國》就質疑，大規模的空襲「和上帝之法以及我們志業的崇高性」是不相稱的。在美國有人散發一本名為《死神屠殺》的英文宣傳小冊，在引言中有二十八名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神職人員，例如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和奧斯瓦德．蓋里森．維拉德（Oswa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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